社交媒体时代乡村女性博主的形象构建与传播策略研究

社交媒体的大众化让乡村女性的形象构建模式由传统的他塑方式向新媒体的自塑方式拓展,乡村女性博主成为建构乡村女性形象的重要力量。她们建构内容丰富、形象多元,但利益驱动导致同质化严重、形象失真等问题。基于此,乡村女性博主在社交媒体中的建构与传播策略,需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助力提高乡村女性博主媒介素养,引导建构符合主流的乡村女性形象,加大社交媒体平台监管力度,完善平台监管机制,落实平台监管责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让乡村女性平等享有数字发展成果,借社交媒体实现个人发展,共享数字红利,促进妇女事业长远的进步与发展。

迎合与束缚:凝视视角下乡村女性 短视频中媒介形象的自我呈现

短视频为乡村女性自我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展示了多元的乡村女性形象。文章从凝视理论出发,总结了城乡凝视、想象中的他者凝视对乡村女性媒介形象自我呈现的影响。同时,资本的介入、平台的流量逻辑、传统观念等对乡村女性短视频的内容生产、话语表达、形象呈现造成一定的阻碍,使其短视频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

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的嬗变

“女红”时代,剪纸对于乡村女性意义重大:剪纸承载着人们对乡村女性的民俗角色期待,是乡村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路径,也是她们重要的日常交流实践方式。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女性扮演的民俗角色更加多样化,她们的价值实现逐渐社会化,其社交方式也趋于信息化、电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乡村女性剪纸的民俗角色期待逐渐弱化,剪纸不再是乡村女性的“必修课”和主要价值实现路径,剪纸带给她们的独特身体感受也趋于消失。厘清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的嬗变,对于研究现代女性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阎连科《她们》中的乡村女性群像

《她们》是阎连科第一次以女性为集中描写对象的写作。书中的乡村女性可以分为三类,隐忍型女性选择了默许与适应,叛逆型女性选择了突围与僭越,还有一类女性则保持着省思与怀疑。与《日光流年》中逆来顺受的女性相比,《她们》中的女性敢于控诉生存困局,张扬着个体的生命欲望,并尝试挑战男权文化,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进步,这是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尝试与乡土女性“共情”的创造。以“她们”为窗口,阎连科观照着促成乡村女性“第三性”的历史语境,但在形象塑造上仍存在着缺乏批判性、难以完全剥离男性意识的局限,可以说,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共情”。

论中阳民间剪纸的乡村女性审美

中阳民间剪纸古朴稚拙、造型夸张、内涵丰富,蕴含着独特的乡村女性艺术魅力,体现了女性的精神诉求与心理特质,是感性和激情并重,非理性与无意识的结合,浓重深厚的现实苦难与民间吉祥文化心理相互交织的呈现。透过中阳剪纸的时空特征、意象造型,展示的乡村女性审美特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乡村女性群体的意识观念、精神追求,以及对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新媒体平台中乡村女性的自我呈现与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平台和乡村的深度接触,乡村女性运用低门槛的新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呈现和认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以乡村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新媒体平台中乡村女性的自我呈现、乡村女性的自我认同、乡村女性自我呈现和自我认同的反思等方面展开研究,最后针对乡村女性自我呈现和自我认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乡村女性职业教育助推未来乡村建设的调查和路径探析——以温州为例

乡村女性职业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助推未来乡村建设的逻辑必然,通过对乡村女性职业教育的现状调查分析发现目前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乡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基于此,乡村女性职业教育助推未来乡村建设需要从嬗变理念,赋能主体意识;革新供给,实施精准培训;固基夯本,强化制度支撑和组织参与,确保治理有效等方面入手,形成乡村振兴与乡村女性职业教育良好的共生关系,以此来克服乡村女性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困难与障碍,为有效促进未来乡村建设做路径探寻。

集合爱的力量 守护乡村妈妈——友成首届乡村女性综合发展研讨会在贵州雷山召开

5月13日,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首届乡村女性综合发展研讨会在贵州省雷山县举办。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女性议题的专家学者、妇联组织、企业、社会组织、乡村女性代表等二十余位嘉宾齐聚雷山,开展了一场创新形式的研讨会,就乡村女性综合发展开展了多维度对话与讨论。

从生态女性主义分析工业革命时期乡村女性的困境与反抗——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是一个受到父权压迫的女性形象,她的贫困和弱势地位使得她被迫服从男性的意愿。她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相似。在小说中,自然环境也受到了破坏。而这种环境破坏和性别压迫紧密相连,它们都是由父权制度的压迫导致的。鉴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生态女性主义和该小说中传达的对女性、环境的悲悯和关注高度契合,本文选择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以苔丝的乡村女性身份为切入点,进而分析工业革命时期乡村女性的困境与反抗。

乡村女性主体性成长之路调研——以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为例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主体性的增强,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男工女耕"的背景下,乡村主体性的复兴就首先表现为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复兴。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的实践表明,乡村女性可以在小范围内通过集体行动内生出一种巨大的提升力量,满足女性群体动员、组织平台建设、公共物品供给、规则秩序更新、公共精神培育等需求,推动乡村女性蜕变为主体性鲜明的新女性。其中,女性行动者是女性成长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妇女组织能够整合碎片化的女性个体并增强其话语能力,公共物品解决了女性群体集体行动的相互依存问题,规则秩序保证了女性主体性的稳定性成长,公共精神则是女性主体性可持续成长的支柱。

包容性发展下乡村女性旅游创业路径研究——以蓟县农家乐为例

近年来,伴随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乡村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旅游创业活动,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主体。乡村女性通过旅游创业,增加了家庭收入,推动了乡村社会发展。但乡村女性创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突显诸多问题,而包容性发展是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此视角下,通过案例调研,分析蓟县乡村女性旅游创业的现状,寻找亟需解决的难题,提出包容性发展下的创业路径,即推进旅游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包容;提高创业能力,提升旅游参与水平的社会包容;加强政策扶持,提供平等发展机会的制度包容。本文有望实现乡村女性旅游创业的减贫目标,推动乡村复兴和社会进步。

清代广东乡村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清代广东乡村女性几乎参与了所有的生产活动,她们既主内又主外,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暧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乡村女性旅游创业行动者网络构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女性旅游创业提供了新机遇。乡村女性旅游创业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两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环节在转译过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角色,最终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乡村女性旅游创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各行动者利益的共同关键问题。为实现行动者的利益共生,要准确把握游客需求、注重资源整合、推动产业融合以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村委会的服务与协调作用、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以规范旅游市场管理,此外还要从社会氛围的营造、相关政策的扶持、服务平台的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提供保障。

论萧红作品中乡村女性的婚恋悲剧

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在作品中观照最多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萧红以"越轨的笔致"大胆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女性在婚恋中怵目惊心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彻底消解了爱情的甜蜜,颠覆了情爱的愉悦,甚至否定了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及生育创造行为本身的伟大、神圣,这种极其另类的书写与萧红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现实一种:商业化时代的乡村女性

当下女性文学存在着亲近都市疏离乡村的写作倾向,作为尚欠缺言说能力的乡村女性,成为女性文学中的缺席者,她们的现实生存和文化困境被普遍忽略了。铁凝、方方、严歌苓的有关商业化时代中乡村女性命运的小说,弥补了这种缺席与忽略,既拓展了女性写作的叙事空间,又揭示了作为现代化的表征———商业化所隐藏的男权中心的本质,以及对乡村女性的压榨。

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性转型肇始于家庭伦理道德的变革,而妇女问题又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瓦解旧家庭伦理道德的突破口,再加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两条原因决定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群体的格外关注。乡村女性的形象频繁出现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本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乡村女性,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主题的重要载体。而求翻身争解放的乡村女性又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形象之一。

论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叙事缘由

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叙事缘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心理缘由——精神家园的寻觅;二是个性心理缘由——创作主体的童年记忆。此二者共同推进并促成了文本的生活层面和艺术层面的双重叙事真实。因此,读者在感受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在被作家的叙事美学品格所感染和打动。

论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的乡村女性形象建构

“非虚构”写作以田野调查和访谈为主要形式,强调“真实性”和“在场感”,以悲悯情怀和批判眼光关注社会变局中的城乡冲突,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以乡村女性为叙述对象的新世纪“非虚构”文本,从“乡村文化”、“欲望叙事”和“第三性”等视角,表现女性所负担的高强度的劳动和被束缚的天性,揭示现代城乡结构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创伤,并探讨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体现出作者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切思考。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不同呈现,新世纪“非虚构”写作勾连起女性声音与历史叙事,以个体话语缝合乡村经验,补充和重塑了文学版图中的乡村女性形象。

“向城而生”的乡村女性——乡村命运的隐喻表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农民纷纷离开自己的"原住地",奔赴另一个目的地———"城市",城市显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召唤结构"。而乡村女性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对于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变迁有着独特的意蕴。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书写城市农民工的小说中,乡村女性从事的职业基本上都与"性"密不可分,而与"性"紧密相连的身体则是乡村女性谋求生存的重要甚至惟一资本。不论这样的书写是否写实,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中看到可能会被现实所遮蔽的农民真实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经由对以独特方式存在的这一女性群体的观察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书写和讨论,实际上正是对乡村命运的一种隐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