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大连市石河满族镇S村为例

妇女在乡村振兴中需发挥“半边天”作用。通过实地考察大连市某民族乡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总结妇女在乡村发展中的经验。同时分析得出目前民族乡村妇女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就业通道收缩,应对风险能力不足;基层组织建设不足,文艺传承力度不足;老龄化与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投身乡村振兴的能动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为此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提出全方位为乡村妇女赋权对策。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地区土改中的乡村妇女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南地区实行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动员下,中南乡村妇女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家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中。妇女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失语的群体,能如此鲜活地活跃在乡村政治舞台上,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及其领导的土地改革为乡村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地位的良机,妇女日益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成为土改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培养乡村妇女带头人孵化乡村新经济增长点

乡村妇女带头人是乡村优秀妇女的代表,她们在乡村绿色产业和文化产业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是发展新型产业、孵化乡村经济新增长点的便捷且极具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源。文章探讨了目前陕西乡村妇女带头人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培育妇女带头人,助力发展乡村新经济增长点的路径:超常规政策倾斜,设立乡村振兴妇女项目;拓展乡村新业态,瞄准未来补短板;抓补乡村人才短板,健全乡村教育培训机制;传承创新成功经验,合力助推妇女产业发展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改造封建家长制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推动乡村妇女争取解放,动员乡村妇女参与革命。为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变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批判封建习俗,传播“妇女放足”与“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催生了乡村妇女走出旧式家庭的权利意识。在离婚潮兴起之后,边区大众化的司法实践对乡村妇女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矫正,同时,党以“家庭和睦”和“婚姻自主”的新口号引领乡村妇女参与新式家庭建设。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的主体性逐渐生成,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诉求,通过建设新式家庭参与了革命。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香橙妈妈”助力乡村妇女增收致富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自实施"香橙妈妈"项目以来,以电商培训为主抓手,聚焦"电商就业创业+孵化陪伴""金融教育+咨询陪伴""女性心理关怀+领导力培养"等内容,探索出了一套多主体协同参与、学员精确选拔、线上+线下跟踪式培训、规范化执行的"乡村女性数字化赋能增收"模式,着力提升学员的电商基础知识、网络平台运营实操技能、市场推广技能、沟通组织技巧等能力.

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苏维埃运动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革命,苏区乡村妇女存在一种明显的差异性选择:既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积极参与革命,甚至送子送郎当红军;又躲避"解放"、消极应付革命,阻止亲人参加红军。产生这种差异性选择的原因很复杂,战争环境、党在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传统社会心理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妇女和中共在革命认知上的差异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加强与改进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调整有关政策;另一方面强化舆论宣传,使之树立革命观念。

中共话语视阈中的乡村妇女解放——以1937—1948年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为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妇女通过不同场域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对她们的性别身份进行话语表演,她们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话语效应",是中共妇女解放话语重塑下的新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推动了乡村女性在政治、经济、婚姻等层面的转型,也正是这种转型开启了近代乡村女性解放的新里程。

贫困地区乡村妇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政治具有超时空、高速、平等及开放等诸多优点,并逐渐代替传统政治参与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参政义政的一种核心方式。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这一浪潮中,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却被边缘化了。她们没有网络政治参与的期望,也不具备参与的能力和客观条件。这既阻碍了乡村妇女作为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她们各种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将引发新一轮的政治不平等,应通过心理维度、能力建设、客观设备支持等途经来政善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妇女的网络政治参与。

“男女平等”的中国实践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在抗战救国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运动。中共实行男女平等的核心在于消弭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性别差异,使广大乡村妇女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实现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共同劳动者、生产者的身份构建与社会性别转换。边区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保护乡村妇女切身利益、满足妇女具体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识字扫盲、废除缠足、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实行婚姻自由等,促进了边区妇女的自由与解放,也使“男女平等”的价值追求逐步内化为边区民众的思想意识与自觉行为,从而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落实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以增进妇女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改善妇女生活状况为宗旨;以结合妇女实际、贴近妇女生活、满足妇女需求为原则,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妇女教育途径,对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2018例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妇女妇科病普查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妇女妇科常见病的发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提高乡村妇女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方法对2 018例普查妇女通过详细询问病史,进行妇科常规查体、白带常规化验、B超检查等,分析检查结果与年龄、民族文化习惯、文化程度、卫生知识宣教的关系。结果2 018例普查妇女中共1 805例检出患妇科病,其中发病率较高的为慢性宫颈炎其中宫颈糜烂的检出率为709(39.3%),阴道炎检出率415(23.0%)子宫肌瘤检出率151(8.3%)。结论加强农村卫生健康知识宣教,改变不良民族文化习惯,定期开展农村妇女普查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提高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中共的乡村妇女社会动员策略述评——以1946—1949年的华北解放区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因应乡村妇女的特点与现实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在华北解放区的乡村地区确立了针对农村妇女开展社会动员的策略。通过物质利益的回馈,提升了妇女参与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通过道德话语的运用、妇女集体心理的启发以及胜利氛围的营造,破解了妇女支前、参战的思想惰性与顾虑;通过妇女形象的重塑与传播,为乡村妇女树立了可供模仿的典型。借助形式多样的动员技术和策略,中共得以将乡村妇女纳入战争动员体系的运行轨道之中,推动了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并为解放战争最终走向胜利创造了条件。

乡村妇女职业教育促进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文化转型——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大石头乡调查

文章通过对木垒县大石头乡的调查,对哈萨克族妇女通过职业教育发生的种种变化进行解析,指出随着牧民定居、新农村(牧区)建设等国家建构和现代化过程,乡村妇女职业教育无疑会加速当地哈萨克族传统文化转型历程的历史进程。

贫困地区乡村妇女网络政治参与的滞后与提速研究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政治具有超时空、高速、平等及开放等诸多优点。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这一浪潮中,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却被边缘化了。她们没有网络政治参与的期望,也不具备参与的能力和客观条件。这既阻碍了乡村妇女作为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她们各种权利和利益的维护。

抗战时期外来新女性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思想意识的影响

抗战时期,一大批从全国各地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新知识女性以她们新的女性形象和新的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和冲击着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使边区乡村妇女的社会参与意识、经济独立意识、求知意识、婚姻自主意识、自我保健意识等都在短时期内迅速高涨。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思想意识和观念上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成为她们走向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社会化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为了动员乡村妇女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针对她们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和文化程度较低等特点,首先在政治上求平等,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其次,对她们进行文化、政治和生活教育,提高农村妇女政治、文化素质。再次,经济上求独立,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援抗战。这些措施提高了妇女社会化程度,开始与男性共同承担社会角色,实现自身价值、发展自我并为根据地社会和谐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被压抑的现代性:新时期文学中乡村妇女的微观表达与叙说结构

新时期以来，中国迈上向现代化进军的征程，乡村再次成了前赴后继的跟进者，农民成为疲于奔命的追赶者，考察他们情感和生命体验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境遇的特殊性，而作为乡村妇女的现代性追求，鲜有人特别关注，她们独特的人生际遇与现代性在乡土中国的展开相伴相生，容易掩盖在均质化的、“农民”的阶级层面，或被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遮蔽，化约为“美学脱身术”。

乡村妇女主体性的成长:意识与实践——兼评山西省永济市寨子村农民妇女组织

当代中国乡村妇女群体实现自身价值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和成长,是一种本体的成长与解放,是妇女进步和妇女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山西永济蒲韩乡村民间组织的发起人郑冰和她创建的以妇女为主体的村民组织,以自己的创造性实践,客观地呈现了当前我国乡村妇女主体性的成长。半个多世纪以来性别平等观念的培育和三十年来社会变革对乡村妇女的影响,催生了村庄妇女精英和群体的主体意识的成长和觉醒;充分的法律地位和制度保障,基层政府、地方官员的鼓励和引导,为她们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婚姻案件中的根据地乡村妇女——以 20 世纪 40 年代涉县为中心的考察

在20世纪40年代涉县妇女婚姻生活中,存在着买卖、打骂、婚外情等现象。婚姻纠纷处理过程中,妇女主要利用自我需求、人际关系和革命话语等有利因素来与反对群体进行博弈,争取自我利益。考察涉县乡村妇女在婚姻案件中的行为,也为理解革命政权深入乡村后妇女解放的历程提供了一个视角。

乡村妇女编出的文化“同心结”——仁道村农家女书社田野调查手记

仁道村农家女书社往事.山西省汾阳市为县级市，地处山西腹地，东濒汾河水，西傍吕梁山。“牧童遥指杏花村”里的杏花村就在汾阳市东北15公里处，如今已成闻名遐迩的汾酒产地。三泉镇仁道村位于汾阳市西南方向10公里处，在307省道东侧，交通方便，因人们推崇“仁义道德”，以其省称得村名。仁道村现有耕地1700亩，240余户、1100余人，村民以种地和打工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