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重构:苏区革命运动中的乡村宗族社会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由大小宗族组成,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宗族社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展革命运动,对乡村宗族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造与重构,变革了旧秩序下的乡村宗族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推翻了宗族权力,实现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通过土地改革,抽离了宗族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苏维埃经济;通过革命文化,锻造了宗族文化,更新了民众旧有宗法观念。这场运动涉及广泛,致力于变革旧有社会的权力结构、秩序和观念,成就巨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起点。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

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源于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随着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乡村宗族文化是乡村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映,族权与地主政权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宗族公产与农民祖先崇拜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公产性质的复杂性。正是在对乡村宗族认识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党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乡村宗族政策,从而促进了农村革命的发展。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软力量:当代中国乡村宗族的特性及其治理价值

作为传统乡村治理重要力量的宗族,在朝代更迭中虽几近瓦解,但改革开放后,又在南方部分农村地区重新活跃起来。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力量理论,与依靠强制的硬力量不同的是,软力量的核心是来自于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抽象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而这正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乡村宗族通过提供生存和发展资源、维系稳定与秩序、塑造自我归属感等方式满足了族人对共同体的想象与需要并得以成为软力量的组织载体。在治理实践中,乡村宗族通过整合以宗族利益庇护为核心的供需联盟、施以族长权威、宗族伦理等柔性规范,以及坚守文化上的“自己人”认同满足了乡村公共需求、维持了乡村社会稳定并重塑了乡村公共性,以其独特的软力量机制为村落社会秩序的再造与巩固提供了物质、社会和文化基础,形塑着当代乡村宗族的治理价值。因此,如何利用国家力量统合传统的治理资源,既充分发挥宗族这一软力量在重构乡村秩序方面的独特优势,又克服其基于差序格局的少数人立场,是我们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从族长权威探析民国时期乡村宗族社会转型

民国时期,江浙地区乡村宗族的立嗣继承发生了变化——由排斥异姓子到准许其入谱;在国家律法方面,《民国民律草案》允许异姓子立嗣,民国民法典废除宗祧制,这些变化在族谱凡例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些变化显示出国家视野下乡村宗族社会逐渐由自然血缘聚居地向近代行政组织转变。

1980年代以来苏区时期乡村宗族研究述论

苏区时期的乡村宗族,本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降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萁豆相系的部分,然而,由于诸多因素,这一时期乡村宗族的研究稍显滞后于苏区史研究的步伐。在研究取径、问题意识等方面均与苏区革命史、苏区社会史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距逐渐臻于弥合。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术成果作一梳理,以期阐述和廓清研究的发展脉络,率有可能丰富和推展之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认识。

集团、制度与权利限制秩序:诺思“自然国”理论视域中的中国乡村宗族

诺思在晚年和他的合作者们创新地提出了"自然国"理论,并且将之作为他们分析暴力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工具。重新审读诺思的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自然国对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历史不无裨益,特别是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中国乡村宗族的理解有着一定价值。诺思"自然国"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即支配联盟、制度与权利限制秩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宗族何以成为乡村社会的"正式治理者"以及宗族运用怎样的手段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管理等问题。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 ,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 ,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 ,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 ,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 ,其中 ,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 ,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 ,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义序:昔日“宗族乡村”的民俗节庆

20世纪 3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对义序宗族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 ,义序的“宗族”活动渐渐恢复 ,90年代末期重新扩建的“义序黄氏宗祠”大功告成 ,为庆祝宗祠的竣工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族乡村的传统庆典。从为时 6天的庆典活动可见 ,义序这个昔日宗族乡村的“宗族”关系正在变容中进一步复生着。研究者们对现代宗族问题应该加以历史学、社会学。

从路径依赖到情境依赖: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适应性演化——基于广东省3个宗族村庄案例的实证分析

宗族乡村本质上是国家社会关系转变的产物,其治理格局的演化与国家社会发展同步互动。因此,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化逻辑,必须在我国的历史传承与乡村治理的当下实践中建构分析框架。“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分析框架正是一种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演化逻辑的尝试,它把路径依赖具体划分为延续性与变革性两个方面,延续性代表着历史传承,变革性则依赖于当下情境。而当下情境又具体化为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三种类型,治理格局常常因任意一类型情境变迁而做出适应性改变,便是发生了情境依赖。路径依赖的延续性和变革性所催生的情境依赖,成就了历史传承在当下的互动形式,宗族乡村治理格局便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渐进演化。

信仰方式与乡村社会规则的构成——以广东某村的信仰关系为例

借鉴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围绕宗教信仰与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与基层公共权威、村内认同机制与村落政治等几个层面的交往展开讨论。对广东某村庄社会资源及其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信仰行动者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往往能够调动其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不同资源之间的转换。与此相应,不同信仰方式中的资源和规则的整合关系,也会建构不同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信仰方式及其信仰结构内资源和规则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形式,最终会使那种超越乡村宗族利益、宗教信仰关系之上的公共规则难以构成。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历史民族志视野下的中国汉族宗族研究反思

历史民族志是人类学与历史学互动交融的产物。在历史民族志看来,历史与现实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互关联,密切互动。任何一个事件或现象均具有特定的历史渊源、漫长的发展过程、复杂的结构及功能。历史、过程、结构、功能等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图景。历史民族志视野下的中国汉族宗族研究,首先要反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关注宗族的历史过程。其次,要走出宗族乡村的静态分析模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分析宗族的建构过程及其被建构的文化背景和建构后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最后,中国汉族宗族的研究并不只是宗族本身的研究,而是包含着多重的历史叙事。

洋壳厝与宗族乡村:清末闽江下游福州城郊林浦炽大厝的空间特征及住居文化研究

“洋壳厝”建筑作为闽江流域山水洲田生态体系和五口通商口岸贸易合力影响而产生的民居大厝类型,对于理解福州城郊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与传统民居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福州城郊南台岛林浦古村内兼具中西文化特征的林浦炽大厝为例,尝试将该大厝的营建背景、建筑空间特征与宗族发展、个体身份及家族制度等内容进行并置讨论,在建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探讨近代福州城郊大型宗族建筑的演进与住居文化演变的多层次关系。

明代温州书院体系的构建及特征

在温州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其地位显著,形成了以地方官府、士绅、乡村宗族为主兴建与维护的主要力量,在空间上涵盖府、县、村都的三级书院体系。三类书院在建院规模、培养理念、教学与管理上呈现出各自的特征,有效弥补了地方官学教育的不足和弊端,培养了大批经世人才,起到教化乡里的功效,推动了明代温州文化的繁荣。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宗族组织的重构与转型初探

在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同时,来自村落原住民、外迁村民、市民等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导致具有群体整合功能的乡村宗族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族群个体需求与时代发展,宗族组织本身也做出大量适应性调整,逐步由传统的实体性功能团体转型为象征性的文化社群,它的重构与转型,对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耀华从结构功能论角度开创了以家族宗族制度及其实践为主题的汉人社会研究,享誉世界。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主题在大陆中断了30余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有他的大弟子庄孔韶接续和复兴,之后又有一大批青年人类学家师从庄孔韶继续在中国各地开展汉人家族宗族制度及其实践研究,同时也尝试用其他的线索和维度来观察汉人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研究视域上都有所精进和拓展。他们从本土文化观出发,表现出强烈的跟西方学术界的对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