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考溯

乡村建设主要派分的数目,远较已有研究者为多。其概念的得名非自号而是源于他称;形成的路径大体有两条:两极的比较归纳和多元的区别分析。这种概念史的考析,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乡建由初期少数派别独大,到盛时派分纷呈的实际,不仅为相关研究补充新的内容,而且可以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发现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乡村建设主要派别不仅远比已知的为多,而且自发进行互动与联系。其中平教派和国民基础教育派表现尤为突出。这种互动与联系有助于各派之间打破区域局限,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实是当时社会思想资源由分散走向统一整合的表现,并可为今天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教育——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教育与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之比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教育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其中,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教育与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颇具典型意义,对此作一比较研究,于当今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乏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道路对“乡村建设派”的超越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以“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治理方式,实现自身建设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乡村振兴之路。通过“乡村建设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建设比较研究,了解其中的内涵,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乡村道路何以可能,对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防疫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中国乡村防疫建设的有两股基本力量。一是政府系统,二是社会精英。政府设置的县乡卫生行政机构,在为乡民提供传染病防治设施、普及防疫观念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建设派等知识精英也将卫生防疫列为拯救乡村的重要手段,并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其中不少为政府所采纳,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与传统社会不同,体制内的"士大夫"和体制外"士君子"对举办防疫的分歧并不大,他们相互依托,围绕着乡村卫生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这不仅推动了现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扩大了科学精神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增强了普通乡民对个体生命价值及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且有益于社会转型和民族复兴。

乡村建设的整体视野与整体视野下的乡村建设——《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据人口主体的国家,乡村变革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革命政治实践及其创造性,已得到充分研究。但孕育于晚清而兴盛于民国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同样也是复杂而重要的思想与实践。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解放战争的推进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政治力量的乡村建设派与乡建运动似乎已宣告“失败”。而随着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与“三农”危机凸显,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理论思考与实践行动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对于历史乡建的既有理解一直笼罩在对当代乡建的论述和评价之中,既深刻影响着外部的观察者、研究者对于当代乡建的理解,又深刻影响着当代乡建实践者对于自己所亲身参与的这场运动的脉络、意义、目标和方法的认知。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知识界与思想界关于历史乡建的既有理解并不全面和深入。对当代乡建而言,一个无法绕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全面地梳理与评估关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既有论述与评价,并建立一种能更准确理解乡村建设的思想方向与知识框架?

中央苏区与乡村教育派社会教育之比较研究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派开展的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的基点、目标、核心及民众参与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但由于处于不同的政体下,加之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差异,使二者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教育理念,其实施效果当然是不同的。从社会教育共性和个性这两个维度,对二者加以比较研究,以再现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理论的超前性及教育模式的实效性。

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教育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回顾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乡村建设道路上的不同的探索足迹,并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教育实践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

我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在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的今天,科学审慎地总结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有重要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帮助农民解决历史上没有解决好的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董时进的农业思想及其对土地改革的认识

董时进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群体中的一员。他针对民国乡村多灾、贫困、人多地少等实际问题,以经济改革为切入点,提出过诸多乡村建设思想。在董时进的农业思想体系中,权力(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的伸入)、经济(乡村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以及自由(农民与土地依附关系)三者间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乡村的发展与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也正因为如此,董时进在"租佃制度"与"土地使用"方面强烈反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致使其最终远走海外。

教育应是一种生活·选择·生长

教育是生活。这一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大教育家杜威和陶行知，以及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早就给出了丰富多彩的论证。其实这个道理倒也简单，因为人毕竟是要生活在群体社会中的，人是要生活的。不管对教育如何定义，教育的外延有多广内涵有多深，不论是从广义上说还是从狭义上讲，教育肯定是属于生活这个范畴的，但生活的外延比之教育应该还要广一些。乡村建设派的可贵之处在于定义并践行了“生活是教育”，

听觉的社会主义化——1949—1962年浙东乡村的广播动员

民国时期,广播就已成为一些乡村建设派人士进行乡村教育的媒介。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乡村广播抱有更大的热情,而且还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发展乡村广播事业。乡村广播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建国初期执政党在乡村社会面临着紧迫任务,即动员乡村民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广播恰能很好地参与完成这一任务。广播的特性在于,它能将声音与肉体分离开来,进行即时远距离传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灭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更重要的是,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乡村民众来说,广播是一种容易接触的听觉媒介。

艺术乡建之径 网红、技术派和慢功夫

乡村建设,艺术何为?如今,艺术乡建之路已在各地纷纷铺开,眼下及未来尚有多种变数的可能。既然没有一定之规,也就意味着在这条路上,会有遇山开山、遇水架桥的奋然前行者,自然也会有半途而废甚或误入歧途、迷途知返者。自寻路,望前路,乡路从来漫漫,吾辈又怎可停歇?

梁漱溟法治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梁漱溟先生辞世30周年。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乡村建设派的领袖，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一生都在为中国问题的解决而奔走，他是一位令社会各界人士都十分敬重的公众知识分子。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人世沧桑后，当记者问晚年的梁漱溟有什么要给后世交代时，他提出要“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