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与场景建构

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融入乡村发展、介入乡村振兴,为打破乡村旅游“围城效应”困局,重塑“乡村性”创造了更多可能。以场景理论为依托,对37个青年集聚的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展研究,结合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剖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及相关模式,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剖析青年群体再构“新乡村性”。青年群体正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日渐成为重构乡村性、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不可或缺的建设、体验与消费主体。

县域乡村性评价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重庆市37县区10年间(2010—2019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县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SPSS.23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RI)、乡村性分异指数(Z′),深入剖析乡村性时空演化趋向及分异规律,并进一步探讨乡村性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37县区10年间RI整体呈降低趋向,且降低幅度、速率迥异。②37县区10年间Z′整体呈缓慢波动增长趋向,显示其间乡村发展差异愈演愈烈,且在2015年出现波峰。③政策经济、科技经济诱因是推动乡村性演变的两驾马车。各因素间的制约与作用促使RI降低、城乡差距缩小。④37县区结合当地实情、乡情,创造性打造专属“山城”振兴样板。城乡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

数字化、乡村性与主体性:数字经济时代乡村发展的三重面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乡村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建设意义重大。从数字化、乡村性与主体性出发,首先对乡村数字化进行阐释,引出数字化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主体性缺失和乡村性消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数字化与保护农民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解决之道。研究发现,“底座不稳”与应用场景狭窄、“数字文盲”和“数字弱者”、资源破坏与文化失语是数字经济时代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之道在于:让技术有为建设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让农民“在场”,为农民提供数字教育支持,引导农民的数字生活;保持乡村底色,保护乡村性要素。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乡村旅游“乡村性”的几点思考

乡村旅游是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风民俗及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满足观光休闲、娱乐度假、购物体验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乡村正在走向现代化,可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在逐渐消失。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有关乡村旅游的乡村性认识及国内乡村旅游现状的反思,提出回归乡村性的发展模式和策略选择。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其时空演化

乡村旅游地精准把握乡村性特征,能有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文章以南京市世凹桃源村、大山村和漆桥村为案例地,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刻画了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乡村性表征的核心范畴包括乡村物质环境、社会行为和精神文化。旅游发展前的表征与农业密切相关,旅游发展后,旅游特征强化。时间演化方面,不同案例地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和变化方向具有差异,世凹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呈下降态势,而大山村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呈增长趋势。物质环境和社会行为维度呈现降低趋势,而精神文化方面的感知明显增强。空间演化方面,物质环境维度的乡村性表征空间分布格局以“小集聚、大分散”为特征,社会行为维度的乡村性表征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特征,精神文化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具有“小集聚”的分布特征,在旅游发展后,乡村性表征空间格局均呈现更为集聚的演化趋势。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从乡村性到后乡村性:乡村旅游的理论展望

乡村地理学提出用乡村性来定义乡村,旅游地理学认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基础,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旅游者需求的改变,乡村性逐渐被解构,正在流失。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已有文献,结合乡村旅游发展背景,提出重构乡村性——后乡村性,并探索性地建构了后乡村性的6个维度:乡村“新移民化”、乡村“再地方化”、文化城市化、居住到栖居、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连续体、社区参与到社区营造。同时,基于乡村性指数和后乡村性的6个维度,探索性地提出后乡村性指数(PRI)应考虑的指标,包括流动人口、游客满意度、旅游就业、居住的现代性、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新乡贤”的社区治理结构、福利本地化等。后乡村性的提出对发展乡村旅游理论和优化乡村旅游治理结构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指导意义。

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网红乡村民宿H民宿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析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及互动过程,有以下4点发现。(1)H民宿的经营者以自身对乡村性的认知为基础,通过物质空间建构、文化空间营造和新媒体工具运用等在地生产实践进而表征和展演乡村性。(2)在乡村性消费中,H民宿游客的消费更多集中于农耕知识体验、自然景观环境、农家生活文化和想象“乡村”等不同层面。但由于游客对乡村了解、感受程度的差异,不同游客的乡村感知具有矛盾性与异质性,呈现为全球地方化下消费体验相异的特征。(3)游客通过再消费与传播、拒绝与批判等不同的消费行为将消费意见反馈至生产者,生产者则对应采取调整策略,并通过体验空间的重塑和知识空间的再造进行乡村性的再生产,从而形成了消费与生产的互动过程。(4)在民宿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在生产与消费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成“舞台真实”,具有本真化和失真化的双重表征,呈现了真假混杂的特征,并随着不同主体的互动实践,呈现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不断在本真化与失真化的连续谱上流动。

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探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受旅游要素驱动,传统村落乡村特性出现主动或被动地解构、重构,乡村性作为表征该类村落存在的核心要义,其强化、弱化会加速村落振兴、衰亡。为此亟需对其展开综合探究,积极引导其良性延续、传承,助力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本文以湖南省西部地区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基于共同体理论,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从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性共同体重塑理论框架,以此推动各乡村性要素系统重塑。结果表明:①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乡村要素在乡土空间孕育衍生,随着村落发展不断变革衍化又反馈于乡村性建设,其中生态是基础,经济是支撑,文化是核心,社会是基底,共同推动村落开发和乡村性保护传承。②因自然资源、人文禀赋及旅游资本介入程度不一,该类地区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对乡村性重塑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不同,致使乡村性表征及演化过程差异显著。③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为标杆衡量乡村性发展程度,结合区域特性这一核心竞争力,从现状问题、保护对策和建设目标等方面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实践过程,形成传统村落乡村性保护传承和旅游可持续的一般规律认识。

甘肃省县域乡村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人均耕地面积、第一产业经济水平、从事农业人口比重等6项指标构建了甘肃省县域乡村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了2005─2019年甘肃省64个行政县的乡村性指数;借助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甘肃省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在2005─2019年整体处于下降态势,同时地区间的乡村性差异逐渐缩小;甘肃省的乡村性分布与空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005—2019年乡村性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下降;以HH和LL型的空间聚集分布为主,乡村性强地区和乡村性弱地区均呈现区域的集聚现象;2005年甘肃省乡村性的冷点区分布在西北,热点区分布在东南,2019年该省乡村性的热点地区转移到以民乐县和镇原县为核心的2个热点区,冷点区在西北部的基础上新增了以卓尼县为核心的1个冷点区;自然环境、国家与地区政策、产业结构是甘肃省县域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为例

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镇域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26个镇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乡村性变化特点进行探究。10 a间番禺区乡村性指数明显低于从化区,两区的乡村性指数均在下降,从化区下降幅度较番禺区大,镇域间的乡村性指数差异番禺区在逐渐缩小,而从化区则逐年加剧;2000年番禺区以较弱级别的乡村性为主,2010年则以弱等级为主,而从化区的乡村性等级下降明显,2000年仅有强和较强等级,2010年强等级消失,较弱等级出现;高程、二三产业比值、道路面积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乡村性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角度开展镇域乡村性评价切实可行。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GDP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67个县级区域在2001、2005、2009及2013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10 a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2001年的0.60下降至2013年的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5个等级,近10 a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中央苏区乡村教育革命动员“乡村性”浅探

中央苏区乡村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开放式的教育体系,她在革命动员中极力体现其“革命性”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注意其“乡村性”载体发掘。中央苏区乡村的教育组织构成、教学内容选取、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活动开展以及师资来源等五方面都尽力融入“乡村性”,在土地、迷信、婚姻方面进行革旧布新,并贯彻到乡村教育全过程,从而达到乡村革命动员的目的。

基于游客视角的乡村性评价指标的构建——以青岛市为例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与内涵,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有利于乡村地区展现自身特点,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从政府、旅游企业的角度出发,忽视了游客个体的诉求与感受。文章基于游客视角,梳理乡村性的内涵并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通过对青岛市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研从而对评价指标进行修订、解释和分析,同时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提出青岛市传统村落乡村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混合乡村性——乡村作为一种地理赛博空间

中国电商村是特殊的城乡“飞地”地理要素结合信息通信技术之下的新型生产网络、社会网络和权力关系,以及物质形态和土地使用等共同搭建的乡村“地理赛博空间”。乡村的地理赛博空间实现了乡村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网络的有机重整,并将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资源重置、重组和重建,作为理解动态社会转型文化的基本点。在乡村的技术/空间/社会等资源的持续重建和不断拓展的电商交易中,中国乡村的经济模式、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结构,也随之被不断改变和重组,传统乡村社会日常时空多层级之间的异化和分离,引发了现代性和乡村性之间的复杂对话,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乡村性”。本文旨在探究此类乡村作为一种地理赛博空间,在其“混合乡村性”之下,其主体性和价值观的重建。通过对乡村经济模式的现代技术转型、空间资源重组、乡村社会日常时空变迁的具体分析,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地理赛博空间所催生的“混合乡村性”怎样带动乡村社会的当代转型。

基于生活质量的大都市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空间自相关类型划分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和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生活质量理论构建乡村性收支指标体系,采用城乡指标对比分析法划分乡村性等级,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青浦区184个评价单元的乡村性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并通过空间叠加产生的组合类型划分2016年青浦区乡村性类型,并提出针对性管理措施。研究得到结果如下:通过选取表征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收支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并采用城乡指标对比以判定区域乡村性,是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评判乡村发展程度的有效方法;青浦区乡村性空间分异明显,乡村性由东向西逐渐递增;基于生活质量的青浦区乡村性类型多样且发展方式各异。以乡村性综合指数的局部空间集聚与离散程度划分乡村性类型,可将青浦区184个村域评价单元划分10种乡村性类型区,并针对乡村性类型划分结果采取因地制宜的对策和差异化的管理措施。该研究结果丰富了乡村地理学理论,可为实现乡村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研究

综合国内外专家对乡村性的研究,提出乡村性指数模型,模型由目标层、要素层和因子层组成,要素层有地域条件、乡村意象、社区参与、旅游产业本地化和可持续发展五方面要素,因子层有18个因子。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乡村性指数模型各因子的权重,在要素层中,乡村意象的比重最大,达到了0.3829,其次是社区参与,比重为0.2759,从因子层来看,权重在0.1000以上的因子有两个,包括"乡村民俗文化"和"参与管理",其中"乡村民俗文化"的权重最高,为0.1317;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确定各因子的评价标准,最后得出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

旅游地乡村性感知量表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最重要的标志,目前缺少从旅游者的角度对其定义和测量。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并界定了乡村性感知这一概念,结合深度访谈和专家意见确定了这一概念的四个维度:乡村景观、乡村文化、区位条件和产品特色,并基于实地调查的数据开发出具有较好信效度的多维度量表。结果表明,四个维度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并且能够很好地诠释乡村性感知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

西北干旱区乡村性评价及驱动机制研究——以甘肃武威为例

基于武威市1949~2013年65 a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和分异指数来分析乡村性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并从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性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1949~2013年间武威市各县区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减弱趋势,但减弱幅度和速度存在差异。2各县区乡村性分异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00年以后乡村性分异指数急剧增长,表明各县区乡村性差异越来越大。3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是影响乡村性变动的两大动因,各因素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性水平减弱、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