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乡村政治人”形象塑造——兼论对现代文学形象的承续

20世纪初至今的100多年间,“乡村政治人”形象的建构在不同文学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流变。从清末乡绅形象的“社会名流”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迂腐、守旧乡绅形象,再到左翼文学作品中地主恶霸式的劣绅形象,无不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政治人”形象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既有所保留地取法现代文学,又有着质的飞跃,出现了“人民公仆”式的村干部、新时期的乡村政治强人以及爱国爱乡的新乡贤等新“乡村政治人”形象。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如何治理好乡村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环节。乡村政治精英作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分析政治精英治村的机制和路径,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切实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通过调研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振兴作用机制,进一步从精英培育、协商共治、机制保障三个方面讨论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进路。

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探析——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乡村政治组织建设不能忽视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中去寻找因果。

乡村“女儿”的心灵关怀——论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1))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一、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灵内涵。孙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关注乡村人特别是乡村女性的情感问题,书写他们在恋爱、婚姻,以及与亲友相处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他们对爱和温情的渴望,对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厄。

乡村政治学开拓与发展——以张厚安教授的研究历程为线索

张厚安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乡村政治学和农村治理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人。回顾张教授的治学历程,他引导了政治学研究从高层走向基层,创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构建了具有明确研究对象、重点、内容、方法、目标以及基本学术判断、理论概括和政策主张等的乡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张教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理念得到不断弘扬与发展,乡村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基层实践经验总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动能。

乡村政治生态治理的媒介化路径——以江苏有线“三务公开户户通”平台建设为例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良性乡村政治生态的构建关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否能够激发活力、凝聚合力、增强动力。反思乡村政治生态中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渠道不畅、治理结构松散等问题,本文主张探寻治理媒介化路径,利用数字媒体的特性实现治理体系的平台构建与主体重构,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打造数据连通的数字化融媒体平台,并从江苏有线“三务公开户户通”平台建设中获得证成理念的有益启示。

以新时代乡村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共同富裕实践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理想状态。现阶段,共同富裕实践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突出的全面性、科学的共建性、一定的长期性和显著的人类性,应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三个维度全面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与价值,科学厘清农村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基础地位与关键作用。乡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共同富裕有着“钥”与“锁”的内在逻辑关联--正确方向之“钥”、产业动力之“钥”、文明进步之“钥”、作风提升之“钥”、人才养成之“钥”、良好生态之“钥”。应从瞄准舆论导向之“路”、聚焦精神培育之“路”、抓好人才养成之“路”、紧盯作风提升之“路”、注重关系协调之“路”、把握改革富村之“路”等方面入手,着力推进乡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夯实思想基础、激发精神动力、汇聚青年力量、强化组织保证、构建和谐环境、理顺实践进程。

中国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

乡村政治生活是我国基层政治的中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政治中的协商民主是当前解决乡村矛盾、化解基层纠纷的重要路径。通过协商民主,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决策质量和培育公民精神,促进政治社会化。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协商民主制度,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协商主体政治素质较低、群众参与意识不强、协商制度不完善、群众理性和公共精神缺乏以及协商过程缺乏监督。面对协商民主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完善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不断探索乡村政治协商新机制。

解构与重构: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

从现实实践来看,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农民存在的"搭便车"和"不参与"行为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体系的主体;熟人社会和流动社会的"人情抵制"和"无人监督"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的过程;村庄场域内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和"不完整性"造成村庄权力过于集中而使监督主体与客体处于失衡状态。为此,在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推进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需要构建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社会内部自主的民主监督。

试论现代传媒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以河南省息县街西村为个案

在中国社会的信息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现代传媒的介入,开始对乡村政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个案村的实证分析,指出了现代传媒对于农民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以及个人权威的影响,从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现代传媒与乡村政治间的关系。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成效、问题及对策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在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及以民主的方式化解矛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也存在“乡政村治”的体制摩擦、“两委”关系的权责交错和村自治组织内部的机制障碍等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 ,应从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创新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加强农村党组织民主建设等环节寻求新的突破。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城归”精英

引言 乡土社会底层的村庄历来是乡村精英活跃的大本营.在村治实践领域,乡村精英不但为地方政府所看重,亦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乡村政治结构的切入点.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政治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秩序维护的基础,将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对F村和K村的村规民约文本分析及相关调查可以看出,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外生性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政治参与度不高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这样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重建与灾害应对——以河南商水县救灾为例

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领导他们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运动式救灾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民间自由借贷死滞、灾民副业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等,也值得思考。

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省为例

士绅阶层是影响乡村政治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作为社会文化重心的独特地位逐渐被动摇。随着民国时期新教育的不断扩张及新知识阶层离乡步伐的加速,乡村士绅出现了严重的侵蚀化现象。优秀分子的离开及乡村管理者的食利倾向使得士绅群体迅速劣质化,整个乡村政治处于破产和崩溃边缘。

“后选举时代”的乡村政治和乡村政治研究

乡村政治的发展因为取消农业税和新一轮的农村综合改革,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对乡村政治的研究也需要反思自己以前的进展,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通过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受民主话语和选举话语影响的乡村政治已经进入“后选举时代”,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重心发生了变化,研究也相应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命题。就乡村政治研究未来开拓的路向,笔者提出了三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