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模型构建与仿真模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驱动、组织协同推动、环境牵引拉动的结果。理清各驱动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构建驱动机制,对于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至关重要。基于TOE框架分析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要素及相互关系,以长沙县为例,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整个仿真中组织维度影响最明显,环境维度影响次之,技术维度影响相对较弱,而三个维度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党的领导、村民数字素养、应用场景创新。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创新数字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组织、技术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实践逻辑与经验启示——基于“德清经验”的案例分析

加快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数字治理格局和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基本要求。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德清县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发现其构建起了行动、环境、绩效“三位一体”的实践逻辑,即分计划、实施、推广、评估四个阶段激发不同行动者有序开展建设行动,围绕条件保障、凝聚共识、建规立制等方面优化建设环境,通过创新协商共治模式和追求乡村善治结果提升建设绩效。德清实践表明,高质量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应坚持以民为本、注重多元协同、强化条件保障、健全制度体系和做好绩效评估。

内生性治理: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与路径重构

内生性治理是破解乡村数字治理外生干预困境的重要模式。基于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分析浙江省湖州市C县“文明码”数字治理经验,探究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过程及重构之路。结果表明:乡村数字治理实践转向是国家外生力量与乡村内生力量不断调适,进而推动治理主体、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的整体性转向,形成“内外结合、上下互动”的内生性治理模式。同时,在国家数字力量与乡村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构建“主体激活-策略重塑-资源赋能”的乡村数字治理内生性路径。其中,主体激活体现内生性治理的根本要求,策略重塑表征内生性治理的技术向度,资源赋能激发内生性治理的现实动力。据此,建议乡村数字治理赋予乡村社会更大的自主空间、建立上下互动的治理策略、塑造包容性资源激励机制,推动乡村内生性发展。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结构、权力与行动:乡村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生成与纾解

数字技术的嵌入在改变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形塑新的治理格局。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治理在解构乡村单向度治理结构、消解信息传播局限性和推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成为掣肘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不仅导致乡村政治文化生态出现问题,还引发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减损和乡村治理资源的浪费。基于“结构—权力—行动”三维分析框架,文章认为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偏离,地方行政吸纳与基础性权力的扩张,价值理性与主体行为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形式主义产生的内在逻辑。基于此,从结构调适、权力下沉和认知重构三方面提出形式主义的纾解路径,以期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和乡村数字生态系统的优化。

社会智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功能、困境和进路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我国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核心动力,社会智库的嵌入上承数字资源的通畅输送,下启乡村内生力量的培育,推动各方主体的协同共振。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从结构和关系的维度,讨论社会智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出的咨政辅社二元、多域人才研判和社会资本介入三种功能,发现内外结构之间无法深度嵌合和不同主体之间联动存在限度的双重困境。因此,有必要重塑社会智库的发展路径并且强化各方主体对社会智库的认同与互动。

困境与突围:抚州市乡村数字治理研究

近年来,抚州市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随着乡村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数字化思维滞后、数据孤岛问题较为突出、要素保障有待优化等难题。为破解这些难题,文章从“转观念、提技能,激发干群参与活力;练内功、修外功,夯实数字技术底座;定标准、破壁垒,打通数据共享经脉;强规划、夯基础,优化数字治理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农民数字素养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探究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有关问题对于推动当前农村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献综述视角,通过从国内外发表的期刊文献梳理发现,已有关于农民数字素养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农村的应用方面,将农民数字素养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相结合进行探讨的文章仍较少。此外,针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论与展望,认为各地区的乡村数字治理应当因地制宜地进行发展,同时需要重点培育农民的数字素养,热心引导农民参与到乡村数字治理工作中来,从而加快建立并完善契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乡村数字治理框架,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集成式规避策略

乡村数字治理在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亦衍生出安全受损、公平消解、责任隐匿、自主丧失、民主弱化等社会伦理风险样态。从价值目标偏差、内在机制不畅、外在环境不适、运行理路模糊等视角,分析出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发生机理极具复杂性和零散性,需依托“观念—主体—制度—平台”四个维度构成的集成式规避策略,形成规避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合力,从而增强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内部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集成融合与合作互补,促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安全、有序以及高质量推进。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路径探索

乡村数字治理既是解决传统乡村治理难题的迫切需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数字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依托数字技术协同共治的过程。以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当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还面临着多元主体数字参与不足、数字治理合力难以形成、数字治理制度尚不完善、数字治理技术存在短板等困境,未来需要着力提高多元主体数字参与能力、凝聚数字治理合力、完善相关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及强化数字治理技术供给,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民主体性视域下乡村数字治理如何从“云端”走向“基层”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但实际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情境,乡村社会在长期“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所内生出的“政府干,农民看”的失序范式,致使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有效激发,降低了乡村数字治理效力。鉴于此,从农民主体性的视域出发,观照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壁垒的三重样态呈现,折射出数字治理在基层农民群体的矛盾悬浮、内生悬浮与离散悬浮的困境,重塑的内核必须是清淤化疾,瞄准工作落实,通过温度下沉、数字下沉与渠道下沉的齐抓共管,破解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的桎梏,实现乡村数字治理从“云端”走向“基层”。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是构建和美乡村、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要求。普遍存在的意愿与行为背离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农户垃圾分类中。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有效驱动力量?本文从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视角出发,基于“知-信-行”理论与“态度-情境-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乡村数字治理显著增强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同时也促进农户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相比之下,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从而缓解当前农户在垃圾分类中“强意愿、弱行为”的现象。第二,乡村数字治理通过增强农户知识水平进而提高其垃圾分类意愿。从垃圾分类行为视角来看,乡村数字治理通过促进构建村民监督机制进而规范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乡村数字治理对无精英家庭背景受访者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更强。

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提升--基于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乡村数字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国家政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治理提供硬件支撑,乡村振兴以及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为乡村治理提供需求动力,二者共同助力乡村数字治理。基于对乡村数字治理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在党建引领、政府重视与支持、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村民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等方面已初见成效,但也存在着数据风险防范能力不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不健全、村民数字能力素养有待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不足等发展障碍。应从完善相关法律提高数据开放和风险防范能力、完善数字治理规则健全乡村数字治理体系、转变思维观念提高数字能力素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予以优化。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公共价值创造: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进阶路径——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公共价值创造是政府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乡村数字治理的核心价值是为村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强化其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基础,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中公共价值战略目标、授权与环境支持、运作能力三个维度,分析公共价值创造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和进阶路径,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扩散中“消极创新代理人”研究——基于Y县“TW平台”管理员群体的田野调查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治理为化解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新路径。但由于村民数字素养缺乏、创新观念滞后,数字治理平台的推广使用遇到障碍,创新代理人应运而生。乡村数字治理成效的指标化与可见性以及不断加重的扩散任务,迫使村干部逐渐演变为“消极创新代理人”。未来,要更好地发挥创新代理人的作用,让乡村数字治理真正地惠及乡民,需要实现创新代理人去行政化、创新扩散任务差异化、创新扩散评估科学化。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