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合作运动为视角

国民党执政之后,为挽救农村经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大力推行合作运动。但现实政治需求的上升淹没了合作的初始经济动因,行政外力的全程推动致使合作呈现出强制化特征,信用合作的膨胀及社员构成的变异又促使合作社以畸形化态势发展。上述异化的发生导致合作运动背离复兴农村经济的目标,国民党整合乡村的失败结局也因此不可避免。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1929年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为例

192 9年 ,由浙江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议案及其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 ,是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由盛转衰的标志 ,它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 ,而且也反映了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势力的薄弱。地方党组织政治力量的薄弱 ,是国民党在地方实现“以党治国”的一个致命弱点。国民党地方党政纠纷 ,成为国民党以浙江“二五减租”

论国民党乡村整合举措失败的经济原因——浙江“二五减租”的个案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浙江省地方财政危机局面的不断加重,地方政权的扩张与推行“二五减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这种矛盾的冲突和斗争,不仅严重阻碍浙江“二五减租”的进程,甚至对国民党众多整合乡村计划的推行,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乡村整合实证研究——以宿迁市大兴镇为例

简述了我国乡村区划调整的背景,并以宿迁市大兴镇为例,探讨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村整合面临的实际问题与矛盾,立足于建设新农村的实际要求,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与措施。

乡村整合中的心理蜕变──《春回地暖》的一种解读

小引在世纪末的今天，每一个活得认真的人都免不了被形形色色无法排解的“中国问题”所困扰，其中“乡土中国”问题就是个横亘整个二十世纪且至今也未见有人圆满解开过的“死结”。因此，当我由于某种机缘与王西彦先生这部描写五十年代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①凝然相对时，所...

中国乡村整合机制的演变

乡村整合,即通过村庄自身力量或国家外在力量或二者共同作用实现乡村秩序化的过程。通过对不同时期乡村整合机制的回顾,认为中国乡村的整合大致经历了4个过程:传统时期的文化—道德整合,清末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行政整合,1950年到1980年的意识形态整合和1980年以来的多元整合。

从“集权”到“放权”:国家乡村整合的路径转变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都是主权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国家建构经历了从集权到放权、权力主位到权利主位、外生性权威到内生性权威、单向整合到双向互动的“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突破性转变。其中,民族—国家建构侧重于集权,研究国家如何立得住的问题,民主—国家建构则侧重于放权,研究国家如何站得稳的问题,主张通过建立相应的民主机制,下放权力,实现国家整合目标。当前摸清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乡村整合的路径及其转变,不仅有利于新时代乡村建设和改革,同时还有助于思考当下国家的乡村整合方式,为其提供借鉴。

个体化背景下中国乡村整合问题刍议

个体化的理论与现代性的理论是相伴而生的。中国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在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社会结构的个体化现象。在压缩现代性中完成的乡村个体化,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此,要着力完成乡村伦理和生活的重构,重建乡村公共空间,活跃乡村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实现对乡村的重新整合,使乡村社会成为互助友爱的共同体。

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安徽省黄山市仙源镇“轩辕车会”为例

为探索“传统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在呈现轩辕车会的历史仪式流程与功能后,通过深描来追踪它在黄山北麓一个乡村社区的重现与再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放松为轩辕车会的重现与再造提供了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振地方经济的需求提供了驱动力;仙源镇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基础。地方政府、体制内知识精英、民间精英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展开协作,共同形塑了轩辕车会的“新貌”。在此过程中原本呈离散化趋势的仙源镇乡村社会获得了全新的公共空间、增强了地方认同、实现了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社会整合。

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与个体理性:乡村社会整合的多重逻辑——基于赣东北X村防疫行动的考察

通过对赣东北X村防疫行动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行政力量在疫情时期的乡村社会发挥绝对性的主导作用,行政权力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方式推动乡村防疫工作的展开,原子化村庄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有效整合,村庄秩序在疫情时期基本得到维持。与此同时,以人情礼俗为表征的乡村社会逻辑和以个体理性为主导的个人本位主义逻辑对行政权力的介入方式和介入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阻碍着村庄公共利益和国家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在乡土规则和个体理性的双重作用下,行政嵌入型整合模式所建构的乡村社会秩序并非是有效而稳固的,乡村社会秩序化的实现需要综合考量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与村民个体需求的多重作用。构建行政力量与人情礼俗、村民本位即国家-社会-个人三者间的互嵌式整合模式,在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兼顾乡土人情与个体权益,从而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与双赢,不失为达致乡村社会秩序化的有效路径。

知识·价值·权威——从知识群体权威的视角解析“后传统时代”的乡村整合

传统上，乡村知识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群体较少有人关注。事实上，这一群体一直在乡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与历史上的乡村“士绅”有着渊源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它对整合乡村、传承文明和推动乡村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很可能是当前各种传统整合力量均已衰弱背景下探索新整合机制的一个突破口。

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整合的特殊使命与着力点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把握不同区位乡村发展的差异性是提升乡村振兴与整合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边疆地区乡村的政治地理空间特性,决定了其在国家空间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整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整合长期面临"核心-边缘""城市-乡村"双二元空间治理结构带来的诸多约束。在国家高度重视边疆治理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聚焦资源、能力、认同和援助四个维度,着力突破资源禀赋不足的瓶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强化民众的"五个认同",并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政策的积极作用,是在中观层面促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整合的重要着力点。

土地经营权流转与乡村秩序整合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秩序整合之间具有重要关联性。近年来,被称为我国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使乡村秩序整合面临着又一契机。与以往不同,市场因素的发展,使当前乡村秩序呈现为国家、社会、市场的多元互构整合状态,这一点在土地流转中得到鲜明体现。形象地说,土地流转可视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又一场延伸或拓展,市场以政策为搭载工具向乡村的嵌入与乡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进入的反应的交互博弈,产生了新的乡村秩序整合效应。由于国家、社会、市场三因素力量对比的区域差异,从社会机制主导,到国家机制主导,再到市场机制主导,土地流转的乡村秩序整合效果随流转受益主体外缘性的增强——与普通农民社会距离的增加——而趋于弱化。对此,应从制度上保障土地流转的客观公正性、规范新土地精英的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规制下乡企业的农业投资行为等入手,充分发挥土地流转的乡村秩序整合功效。

乡村社会的行政化整合:表征、根源与效应——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

乡村社会整合模式是考察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切入点。基于社会行动理论,构建行动者—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剖析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社会互动机制。从行动者及其属性看,农村基层组织准行政的组织性质和责任包干的组织管理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其积极行政的主导性行为倾向,其与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内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服务于行政任务的顺利完成,这构成了乡村社会行政整合模式的具体表征。从社会行动的结构性根源看,农村基层组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政化导向并非是其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国家治理战略和乡村权威基础的双重转变共同形塑的结果。从社会效应看,农村基层组织所遵循的行政化目标导向虽然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但也带来了消极治理问题并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去公共化困境。单向嵌入型行政整合模式的优化方向是增强行政体系的回应性建设并注重对乡村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实现行政与自治的相互融合,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

抗战时期的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为中心

以山东为中心,考察抗战时期中共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内在关联。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生产动员,是响应中共中央大生产运动号召而进行的。其组织方式从传统的乡村农业互助走向组织起来的集体劳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动员方式。大生产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乡村民众的思想、经济与人身,重塑了乡村社会。

德国的整合性乡村更新规划与地方文化认同构建

面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挑战,德国的乡村地区已经由历史上处于工业社会的边缘,发展成为与城市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高度关联的地区。本文介绍德国近年来广泛推广的"整合性乡村发展规划",讨论通过乡村更新策略引导当地的文化认同构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整合性乡村发展策略"涉及到德国从联邦、联邦州到地方政府层面在规划制度和政策之间进行协调,在此基础上,该策略将村镇建设、田地结构调整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综合协调并制定相关的规划,通过满足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加强居民的文化认同并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将结合获得"2010年巴伐利亚州乡村与村镇发展.特别奖"的案例"在莱西河与维尔塔克河之间",对相关的整合性乡村发展策略及其方法进行分析,并讨论对中国乡村地区发展与规划工作的启示。

整合性乡村更新实践及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以德国韦亚恩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大战略,深度改革的总抓手,与之密切相关的乡村更新成为热点并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德国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策略与代表性案例韦亚恩实践出发,就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由来、内涵界定、策略实施以及城乡的双向驱动发展进行了理论及实践总结。研究表明,韦亚恩整合性乡村更新发展策略有:凝聚共同的发展愿景,高度的公众参与,专业帮助和网络的合作,土地管理的有效运作,乡村阻滞城市向郊区的蔓延,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中国都市乡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出以下启示:"乡愁"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根基,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公众实质性参与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基础,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凝聚力;人才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关键要素,保障了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宜居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理想目标,引领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高效服务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有力保障,倒逼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突破。整合性乡村更新提升了社区建设品质,夯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基点。

全面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根据地抗日儿童团为中心的分析

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少年儿童组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是党重要基层群众组织之一,中共对儿童团的一系列组织动员工作围绕推动抗战顺利进行、开展根据地建设以及拓展根据地群众基础而展开。儿童团提升儿童地位、引起农村儿童生活的变迁,成为一种儿童生活生长的方式;儿童团促进山东根据地农村各阶层的流动,乡村社会的管理主体从地主士绅转向平民、贫农阶层,控制网络从宗法家族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组织,儿童团成为中共对山东根据地的乡村社会进行整合重构的一种方式。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时空过程的解读——《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评介

城市化意味着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重组，在城乡空间重构的进程中，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发展？如何从城乡统筹、城乡—体的角度来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乡村转型有无模式可循？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的学者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进行深人的剖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促进乡村资源整合的路径及效果评价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促进农业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导向的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乡村资源的高度整合,日渐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让互联网赋能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是当前值得深入探索的重点问题。为此,从应用效应、聚焦效应等方面系统阐述互联网技术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的必要性;通过分析互联网在乡村资源整合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互联网+乡村资源”“电子商务平台+乡村资源”“互联网+教育资源”“互联网+乡村建设”等互联网促进乡村资源整合的路径,并对具体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有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