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理想与美国乡村文学

脱胎于欧洲的美国田园理想移植到新大陆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摆脱了欧洲田园理想对田园生活的乌托邦式想象,呈现出世俗和功利性的一面,即对工业文明的接受和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既崇尚田园生活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美式田园理想具有内在的悖论性和深刻的矛盾性特征。作为积淀在民族想象中的文化传统,美国田园理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文学。它打破了美国乡村文学主题陈旧、形式落后的惯有认知,赋予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田园传统又不拒绝现代性的双重特质,促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乡村文学的繁荣,但其悖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

生活的民间状态与文学创作的价值选择——论叶广芩陕地乡村文学书写的主导性观念及其实践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京味文学”大家,新世纪以来叶广芩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显著变化。她将文学视点投放于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陕地秦岭,在深入洞悉乡土文明、体察民间生活基础上,构筑出洋溢着素朴的人间烟火气质的乡土文学空间。在“秦岭系列小说”中,叶广芩着重摹写了极具地域特质的陕地乡土风情以及被这种素朴、本真的文化形态深层滋养、浸润而形成的生命样貌,呈现民间生活的当代价值和乡村人的时代新质。从这个意义上看,叶广芩不仅在“行走中的写作”中实现了个人文学创作的再出发,更是对新时代乡村新写实文学内在发展要求作出了积极回应。

新世纪乡村文学的疼痛叙事

新世纪文学叙事的乡村,不再是被启蒙的基地,也不是被政治教化的场所,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与守卫之地。这个时期作家已由过度关注乡村伦理秩序和乡村地方文化等精神层面转移到乡村的现实生活和生存的根本问题,由刻画人物外在形象转移到挖掘人物内在生存欲望和心理世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把握住了乡村农民生存的精神特质。

乡村文学的殉道者——赵树理创作行为的道德意义与历史功用

道德关怀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对他来说,小说创作首先是一种伦理行为,是一种讨论乡村生活的方式,是一个拯救乡村道德的平台,是一种试图为农民进行艺术"解困"的实践与探索。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他的道德关怀被批评家成功地转换为政治关怀。赵树理虽然因此而放弃了文学的全面继承与创造、人物形象的现代建构、文学语言应有的优美,但却肩负起比审美建构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升华出超越在审美之上的道德意义、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饮食政治学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带着政治色彩的神话和隐喻出现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它承载了集体∕国家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宏伟计划。通过对这个时期日常饮食的考察,以及对饮食标准的制度性控制和技术性监督的某些细节的梳理,显示出乡土性根柢的乡村日常生活在历史必然性面前的沉重、扭曲、消弭。

乡村文学家园图景的裂变与重塑——以《陌上》《圐圙记》等为例

重塑乡村家园图景是新时代乡村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长篇小说《陌上》《圐圙记》等作品呈现了多层次立体的家园图景。从中原到边疆,作家满怀的乡愁和忧患在诗意世界发现了裂变,在裂变中关注乡村发展及社会转型中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这是乡土文学回到原点之后的再出发,是实现新的意义阐释和家园图景塑造的创作实践。

乡村文学新的书写形式及张洪兴的意义——再评长篇小说《绿逝》

张洪兴的《绿逝》以其陌生化效果、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刻意进行一种新的文学式样——乡村视野中的环境生态文学的全面深入与拓展。以往的评论多认为《绿逝》是平常意义上的乡村经验之崭新表达,实际上,这部小说应是当代乡村环境生态文学的代表之作。

论“17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美德叙事

"17年"中国乡村文学美德叙事在参与国家文学反映与推进新的国民性成长的要求下,在非理性的政治与社会实践的主导下,其美德话语大力颂扬的是集体主义美德这一单一价值类型,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规训性及超乎现实期望的乌托邦性质,于允诺幸福的善良意图中隐含着"善大于权利"的反自由主义命题,因而不可避免地指向一种隐蔽的革命暴力倾向。

新时期文化语境与乡村文学心理叙事

新时期乡村文学心理叙事受制于新的文化语境。一些作家通过乡村心理叙事文本,表现了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复杂心态;农民的恋土情结日渐淡薄反而促成了乡村叙事对城镇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身处底层的写作者和体制内作家共同营构了更接近经典现实主义风格的乡村心理图景;受市场文化冲击的众多文学期刊在应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过程中,为乡村文学心理叙事提供了展示平台,并通过选题策划等方式,参与建构了颇具“人民”色彩的乡村文学世界。

陶菲克·哈基姆和叶圣陶乡村文学比较研究

乡村文学是每个时代反映其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文学分支。中国和埃及同属农业大国,以底层农村为创作背景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文学所展现的"理想""人道""批判"就存在于所谓的"底层"之中。本文以埃及作家陶菲克·哈基姆的短篇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和中国作家叶圣陶的《叶圣陶短篇小说集》为例,对其作品进行对比分析,以作品中典型人物形象为研究视角,分析同时代中埃两国农村以及整个社会的现状,探讨中埃乡村文学的相通之处。

乡村文学视域下解读帕蒂古丽的文学创作

著名维吾尔作家帕蒂古丽的许多乡村文学作品,具有时代高度、思想深度,其作品丰富了新疆各地区乡村文学的内容。本文在乡村文学视域下,解析在帕蒂古丽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乡村文学因素。

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笔者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读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文学刊物却没人买,没人看。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

乡村文学的光辉

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前不久我到北京市顺义区,不仅看望了劳动模范李保忠,还拜访了乡土作家王克臣。由于仁和镇望泉寺村＂城市化＂盖楼,全村人暂时各奔东西,搬到村外居住。70岁的王克臣,回到了镇里分给他在顺义区南的宿舍里。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空间政治问题

"十七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首先带给中国农民的是一种新纪元的时间感受,是这种感受促使其必须为旧有的空间赋予崭新的意义。新中国之"新"不是空间之新,是空间的主人们之于空间的理解之新。荒野、家庭、会场以及城乡作为文学中的空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属性。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土地意义之变

曾经一无所有的广大中国农民在解放之后翻身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然而,基于社会主义制度诉求的互助合作生产方式,要求他们尽快改变个人对于土地所怀有的历史情感。于是,不但土地之于新时代的意义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民之于土地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分化;乡村的人际关系矛盾就此展开,进而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详尽且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进程,并迫使我们作出追问:在土地的时代意义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之后,为何一部分农民的迷失程度反而在日益加剧?

重启文学的乡村之旅——兼谈赵树理的文学思想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有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缠绕在一起的“大众化文学”传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新的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文学的“版图”日渐缩小,包括乡村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退缩回城市,文学与农村的“坚冰”越积越厚。在“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和接续“大众化文学”传统,重启文学的乡村之旅,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文学课题。

“延安文学”时期乡村小说的发展境遇

检视中国乡村文学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乡村”不断被建构、被“本质化”的过程。从五四至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以鲁迅为旗帜和代表的“乡土小说派”笔下，“乡村”是五四“为人生”和启蒙精神烛照下封建文化思想的渊薮；而从1928年“革命文学”发生到嗣后的左翼文学再到延安（解放区）文学，

面对乡土 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

首先,我得把我为什么要沿用“乡土文学”,而不是“乡村文学”这个名词做一个解释。除去近百年前鲁迅、茅盾等五四之子们所定义的概念有其合理性,以及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其社会形态的描述有其巨大的历史内涵外,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乡土”对应文学描写来说,更有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逻辑的自洽性。“乡土”两个字拆分开来,包含着两层意思:“乡”既是指一个具象性意味的家乡处所,同时又是一个基层政府意象和组织的象征。

乡村文学期刊的运行机制探析

乡村文学期刊是乡村文化产品的重要形态,研究乡村文学期刊的运行机制,有利于了解乡村文化现象,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