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现实基础与差异化资源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和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建立在已有乡村治理资源基础上的,已有的治理资源决定了治理能力。传统的乡村自治传统、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以科层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权建设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资源。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治理资源,这决定了同样的治理机制在不同乡村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治理目标决定了治理机制,治理能力决定了治理效果。面对治理资源的差异性,要实现统一的治理目标,就需要培育乡村治理基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平衡统一的治理目标与多样的治理基础之间的张力。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内在机理、功能限度及优化策略

作为一种赋能的治理工具,数字技术是乡村治理的新动能,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助推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的运作中,遵循“个体赋能—组织赋能—社区赋能”的内在机理。但数字技术赋能不等于数字技术万能,由于数字技术存在工具理性的偏颇、“简约主义”的误区、权力意志的侵入、制度与组织的约束等限度,抑制了其赋能乡村治理的积极效应。为此,要促进数字技术赋能的价值回归、夯实数字技术赋能的保障体系、明确数字技术的应用边界、增强治理主体的发展能力,以此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景并释放正向功能,使其真正成为助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驱动力量。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与突破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当下,在乡村内在社会发生分化,外在社会“内卷”剧烈的环境下,乡村治理要从“懵懂稚嫩”演进更迭到现代化,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困境重重。历史和实践表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于乡村的主体力量——农民的能动参与和作用发挥。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难以有机嵌合,农民主体与政府、外来产业资本、集体等主体的治理排序位次逻辑不清,农民主体性提升受到现行治理格局的约束性强,农民主体性提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存在理论和实践偏差等等困境,需要体系化突破。一方面要通过宣传质效提升,促使农民充分认知自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农民作为能力,提升能力与地位的适应性;三是发展乡村产业,激励农民积极投身经济实践,以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场域耦合要求,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动力;四是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通过规范化、机制化运行,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水平。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阐析与运行机理——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建引领是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关键机制。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从概念、属性与特征三个方面阐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内涵,从结构、过程与功能三个维度明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内在逻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展现了“结构塑造-过程动员-功能复归”的完整运行机理:党组织嵌入而塑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法治共同体结构,党组织动员而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并最终复归于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城乡等值化视角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已在实践层面和理论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但是对其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的探究还有待深化.该文基于城乡等值化视角,分析旅游驱动城乡要素流动改善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打破乡村治理的边界,桥接城乡要素的流动,通过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来推动乡村治理;2)在城乡等值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通过调整土地、人才、资本、文化、生态、技术等城乡要素的流动状态,在乡村治理层面形成响应,进而助推达成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多元治理目标;3)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将其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整体框架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积极贡献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

找回传统与再塑组织: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式协同”何以有效运转——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协同治理网络中的主体、组织和规则都存在着内生性与外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分殊。因此,乡村治理网络必然要在“嵌入”基础上实现协同。此文通过对华南地区B镇进行长期追踪,发现挖掘传统治理资源,并将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规则嵌入乡村内生治理系统,能够有效地为乡村治理共识凝聚、主体参与、资源动员提供组织化路径,构建极具韧性的制度化协同网络。基于此,乡村社会“嵌入式协同”的治理有效性逻辑在于,其能够使来自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治理主体在关系互嵌、组织互融、规则互补的基础上,建立起功能适配、运转和谐的协同网络。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中的集体选择机制建构——基于江西省两个村庄的比较案例分析

如何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规则是一个关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学界对乡村治理规则的层次结构和设计方式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一个多层嵌套的制度规则体系中,集体选择规则通过上下贯通嵌套规则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绩效。设计集体选择机制需要三个关键要件,分别是利益相容安排、民主协商程序和多元监督体系。对江西省两个村庄的比较案例分析揭示了集体选择机制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并探索了建立集体选择机制的具体途径。聚焦集体选择机制的制度分析为国家与社会共治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丰富公共治理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由分化到平衡: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乡村治理人才在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某类乡村治理人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或其发展问题,缺乏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整体与共同富裕相联系的针对性研究。对重庆的48名乡村治理人才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原始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乡村治理人才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共同富裕的联系,逐步编码并提炼出41项初始概念、21项副范畴和5项主范畴,最终确定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该逻辑涵盖了乡村治理人才发展所遵循的“需求—路径—能力—村庄形态”链条及其与村庄发展程度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乡村治理人才在实践发展中的规律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联系。乡村治理人才的发展需求集中在人才存量结构与人才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人才队伍稳定性不足、专业人才整体缺乏等方面,发展路径以党政机构主导为主体、乡村居民共治为根本、社会力量协同和企业主体参与为重要方式,基于结构、数量、规模、组织化程度、流动性5个维度建构的发展能力面临可持续挑战,乡村治理人才的不同发展需求、发展路径和发展能力的综合作用使村庄发展形塑出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人才稳定型、人才吸引型等不同形态。4种村庄形态与先富型、小康型、帮扶型3类村庄发展程度之间存在互为前提的联结关系。“分化”作为贯穿这一发展逻辑链条中的突出特征,事实上是农村农民共同富裕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乡村人才振兴角度看,亟待推动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村庄向人才稳定型或人才吸引型村庄转化,进而以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平衡促进3类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共同走上富裕道路。在政策选择上可从优化乡村治理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人才引育机制、培养乡村治理专业人才、促进村(社)干部职业化、推动城乡人才自由流动等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主要表现在:徽商更新观念,带动更多乡民走上致富之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徽商慷慨解囊,投身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乡村居住环境;徽商热心公益,赈灾济困,维护了乡村稳定;徽商以身作则,以德化人,改变了乡村风俗;徽商多方维护宗族,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根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商确实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转型及其路径创新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重点在于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即应树立“治理有效”的理念,实现基层多方主体协同有效治理。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在于推进乡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心治和智治的“六治”融合发展,即政治为引领,自治为组织基础,法治为制度保障,德治为价值标准,心治为系统支持,智治为支撑体系。此外,还应积极运用科技化手段和大数据平台优势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探索“互联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以此构建多方治理和为民服务的多种模式,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多样化、治理精细化和功能完善化。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元联动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各参与主体产生高效联动的治理合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水平发展。党建多元联动作用包括以“上下联通”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以“内外联动”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保障双向驱动,以“左右协同”实现动员参与与资源联享协同共治,以“纵横交融”实现横向协作与纵向贯通立体建构。目前,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面临党组织协调联动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治理的活跃程度不高,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不顺畅,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健全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提升联动治理能力,构建和谐融洽的党群联系以培育多元治理力量,畅通协商民主的联络渠道以提升互通治理效能,完善系统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构建联动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