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面依法治国和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必然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运行,而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有赖于乡村法治实践的进步。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受到村民法治意识不高、涉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水平待提升和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针对此现状,从乡村村民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式积极寻找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大学生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的实践策略

大学生以自身法治文化素养为动能,以乡村法治建设需求为基础,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在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和法治建设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是推动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源。未来可通过践行加强法治理论教育、完善法律援助机制、深化法治教育实践和推进法治动员工作等实践策略进一步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注入新质力量。

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整体性特征、结构性矛盾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结构—过程”视角的分析

乡村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实际上是乡村法治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结构—过程”分析范式为审视新时代乡村法治提供了研究依据,以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为样本,构建“要素解构—行动困境—结构重塑”分析框架,能够从静态和动态双层维度探究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的整体性特征与结构性矛盾。从结构上看,乡村法治是主体多元化、层次多重化、动力多维化、内容丰富化和形式多样化的统一,初步具备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从过程上看,乡村法治在实际行动中暴露出一系列困境,与现代化法治乡村的制度要求和治理目标存在差距,具体表现为主体权责界限模糊、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机制不畅、三治结合错位、治理效能偏低等。基于此,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主体关系、组织架构、价值取向、功能作用、行为方式等方面重塑乡村法治的结构框架,推动中国式乡村法治现代化的适应性变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保障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乡村治理法治保障是目前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既能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又能辅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的法治和乡村振兴战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保障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目标是对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进行重新定位,使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紧密联系,同时,考虑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以期促进乡村社会整体进步与发展。

“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的价值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采用并实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其中,乡村法治近年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乡村地区推进和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既是乡村治理的要求,又进一步深化了乡村法治建设工作。因此,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具有极大的价值。通过对“三治”融合与乡村法治教育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发现推进法治教育在乡村地区的开展具有促进理论构建的深入和精进,发展完善成熟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进一步落实乡村思想政治工作,聚焦村民培育的教育价值;促进乡村良治善治,打造和谐乡村社会的治理价值;着眼长远建设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发展价值。

乡村法治中多元共治的参与主体协调机制研究

多元共治与乡村法治有机结合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有效路径,然而乡村法治中存在的参与主体缺位、矛盾、配合不足等问题阻碍了二者的结合。为促进二者有机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出发探究完善方法,坚持发挥政策力量,构建乡村法治领域的多元协商机制。文章从乡村法治现存问题入手,引入多元共治理论,对乡村法治中多元共治的参与主体进行研究,以期为乡村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文章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肖冲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获得的荣誉称号,深入探讨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肖冲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执法与守法、创新体制机制等具体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只有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法律问题,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文章旨在为其他乡村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规民约对乡村法治化的推动机制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村规民约作为“软法律”,在推动乡村法治化建设中意义重大。笔者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为例,研究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更具特殊性,对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解决落实力度不强、程序瑕疵等现存问题。文章探索建设村规民约和法律法规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有利于发挥村规民约的法治价值,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统一,推动乡村法治化建设。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为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提供了广阔空间,应当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为新时期的法治注入新的内涵。“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所肯定的乡村治理路径之一,然而此模式下诸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和凝聚力,其在乡村治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三治结合”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这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以政治作为上位要素进行统合,以智治作为治理体系的支撑,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迫在眉睫。同时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乡村法治人才保障机制为基础,构建乡村法治协同机制,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行稳走远保驾护航。

乡村法治振兴背景下农村法律援助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彰显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乡村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薄弱的部分,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应重视利用法治带动乡村的振兴,营造良好的乡村经济发展氛围。文章通过基本概述分析了乡村法治振兴背景下研究农村法律援助问题的意义,并提出乡村法治振兴背景下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乡村法治建设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乡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存在乡村发展状况不平衡、乡村权力结构不规范、法律资源配置不均衡、法治文化普及不深入等建设困境。为此,乡村法治建设应制定与完善乡村法规村规体系,以良法促进善治;建立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效提升乡村法治宣传,强化乡村司法保障服务;整合城市法治资源,探索城乡融合法治发展道路,用法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法治振兴背景下农村法律援助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坚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乡村法治振兴的背景下,法律援助制度既符合了现代法学精神,又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救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村法律援助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完善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就要解决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便更好地保护农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目的,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下的乡村法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可以说,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下,农村有效治理是关键。因此,要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在领悟乡村法治建设意义的基础上,优化乡村法治建设策略。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法治建设是新时期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新时期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秉承依法治国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破解乡域法治建设难题 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顺平县乡域“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顺平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搭建乡域“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法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一、资源整合,搭建“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整合多方法治力量和资源,在平台机制下能动履职,促进基层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建设法治乡村之症结与对策——以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为视角

新时代下,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点,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系其中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的法治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与功用,但在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方面仍存有如村民法治素养淡漠、普法工作受阻、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尚存短板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从法治教育、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入手,培养并内化农民的法治观念,强化乡村法治建设工作,以期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费孝通乡土社会思想对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启示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巨著,书中介绍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基本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提出并阐明了“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乡村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这便促使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做出改变,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的乡土社会思想对于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就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取其精华,合理借鉴,对于推进乡村法治建设进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法治内在自治逻辑构建研究

乡村法治是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围绕“自治”为内在逻辑核心的乡村自治组织以及相关的乡规民约而建立的,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正确实施的前提和保障。中国乡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在法学领域上的重要体现是产生了被当地村民广泛接受的各种“习惯法”,其核心是基于乡村基层群众对家庭伦理、人性道德等社会秩序的自我追求。然而此类“习惯法”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轨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基层政权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出现职权混乱等问题,但是自治逻辑的构建可以成为推动乡村法治现代化的内部主体构造,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的创新,探寻出乡村法治有效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持续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事关国家依法治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与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意义重大。完善乡村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加强乡村政府法治实践、强化党组织对乡村法治的领导、打造高水平基层法治队伍、创新乡村基层法治宣传手段对于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均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法治的结构变迁与秩序困境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下乡村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乡村纠纷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村民采取的解决纠纷的策略更为灵活、智慧,他们并不一定遵循国家法律,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境变换地使用或规避法律,既有"自力"与"外力"的双重方式,又有远离诉讼与贴近诉讼的各种方法,使乡村的纠纷解决呈现出渐进化、多元化、选择性、无终点式等特点。其负面效果是在司法过程中,村民与职业化的法官之间易于产生非良性的互动,从而消解裁判的可接受性。所以,解决当下乡村纠纷的重要方略是吸收社会综合治理的多种秩序规范,避免单一司法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