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面依法治国和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必然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运行,而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有赖于乡村法治实践的进步。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受到村民法治意识不高、涉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水平待提升和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针对此现状,从乡村村民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式积极寻找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乡村法治建设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乡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存在乡村发展状况不平衡、乡村权力结构不规范、法律资源配置不均衡、法治文化普及不深入等建设困境。为此,乡村法治建设应制定与完善乡村法规村规体系,以良法促进善治;建立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效提升乡村法治宣传,强化乡村司法保障服务;整合城市法治资源,探索城乡融合法治发展道路,用法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下的乡村法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可以说,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下,农村有效治理是关键。因此,要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在领悟乡村法治建设意义的基础上,优化乡村法治建设策略。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法治建设是新时期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新时期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秉承依法治国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破解乡域法治建设难题 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顺平县乡域“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顺平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搭建乡域“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法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一、资源整合,搭建“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整合多方法治力量和资源,在平台机制下能动履职,促进基层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费孝通乡土社会思想对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启示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巨著,书中介绍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基本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提出并阐明了“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乡村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这便促使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做出改变,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的乡土社会思想对于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就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取其精华,合理借鉴,对于推进乡村法治建设进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重塑村规民约之于乡村法治建设的作用

充分挖掘村规民约的独特价值、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互动,是推进我国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此,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确保村规民约的内容符合国家制定法的规定;发挥村规民约在司法审判中的价值衡量功能;鼓励乡民积极维权,培育乡民法治信仰;推动村规民约本质特征的回归。

伦理道德建设融入乡村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则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突破这个重点、难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决定》指出,搞好社会治理,既要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又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这种把伦理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融为一体的格局符合中国国情,表征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法治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新型法治化道路建设研究

随着脱贫事业的胜利,乡村发展进入到全面振兴这一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从过去对农村的“物质帮扶”向“精神帮扶”转变,提高人员的整体素养,催生内生动力[1]。唯有如此,才能在有效衔接脱贫事业的基础上,创造继往开来的局面。面对如何践行“精神帮扶”这一时代命题,乡村法治化建设无疑是最好的答案。在过去的时期中,虽然中国的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但囿于现实国情的限制,收效甚微。因此,面对乡村社会环境急速变化带来外部冲击、乡村治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以及涉乡村治理法律缺失等多种问题,必须全力推动法治化道路建设,重点提升乡村主体法律意识,进一步填补乡村法治相关的法律缺失,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地提供坚实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下呼和浩特市法治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坚实物质基础,而且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保障。而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两者相辅相成。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呼和浩特市的法治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对呼和浩特市法治乡村建设现状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主要问题症结所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是迈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也是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大势所需。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出了制度之维、权义之维与秩序之维三个维度的制度要求与基本任务。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面对权利失语、数字失能、秩序失灵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力的界限范围、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从话语掌控、数字优化、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乡村法治建设的二元进路及其融合

法治是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乡村法治建设实践表明,我国乡村的法治建设包括国家层面的乡村法治建设和村组层面的乡土法建设两个层面,呈现二元进路。实践中,国家层面的乡村法治建设与村组层面的乡村法治建设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存在着相抗衡、相冲突、相制约的问题,尚未达到融合的理想状态。乡村法治建设的二元进路所引起的冲突降低了乡村法治建设的绩效,加大了乡村治理的成本。

法治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法治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版块,也是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支撑,对法治乡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和动态监测是有必要的。文章基于政策评价理论、目标达成模式和当前研究现状、主要政策文本等,构建包括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功能实现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65个三级指标在内的法治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研究发现,系统治理、部门协作、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理与平安乡村建设、乡村司法保障与公共法律服务、经费保障是评价法治乡村建设水平权重较高的6个指标。而党政会议、涉农领域立法与执法、配套政策、社会参与是制约法治乡村建设水平的主要指标。所以,提升法治乡村建设水平,需要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对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健全涉农领域立法与执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法治乡村建设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提高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参与度。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在评价的价值取向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公众满意”;在评价的内容方面,应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主要从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果满意等三个方面开展评价;在评价的实施路径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运用评价方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理论上保障民生是法治乡村建设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共同愿景,在实践上法治乡村建设从“环境-主体-制度-精神”四个维度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法治力量。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行政与自治的互动失衡、送法与迎法的衔接失衡、硬法治理与软法治理的协同失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供需失衡。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应实现行政和自治的嵌合,营造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良性治理环境;畅通国家送法与农民迎法的有机衔接,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主体性;推进硬法与软法的协同治理,构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以需求为导向提升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提升农民幸福健康的生活品质。

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顺应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和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当前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逐步完善、法治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涉农领域立法亟待完善、对基层干部监管力度有待加大、乡村纠纷调整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农村居民法治意识有待增强等现实挑战。要从完善涉农领域立法、加强群众监督、发挥传统道德力量、注重法治教育等多维路径,优化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机制,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推进法治中国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乡村建设中人才队伍能力提升研究

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之下,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实现依法振兴,而乡村振兴以及法治乡村建设,关键在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新疆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在加强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法治人才的职能作用,注重加强人才队伍的有效建设,构建完善的人才体系。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对当前法治乡村建设中人才队伍存在的几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措施。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法治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对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法治乡村建设实践入手,在充分进行调研后指出了法治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法治乡村建设的路径构想。

新时代“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功能与乡村治理法治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二者共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必要性,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部分,法治乡村的建设离不开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代背景下,“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需要打造“德”“法”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筑牢法治乡村建设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