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1949-1950)

新中国成立前后,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构成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逻辑原点和实践起点,其社会改造的意蕴与效应持续溢出。因应南方新区之征粮困境,华北南下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成功将征粮工作由纯然的财政经济范畴延展至全方位的社会改造领域。随着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不断深入,华北南下干部不仅顺利完成了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而且最大限度实现了乡村阶级关系的重构、基层权力网络的重组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塑。囿于新旧更替、南北差异等因素,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中也充溢着政策和实践、国家和社会以及外来和本地等诸种力量的交织互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从北方向南方扩展、从老区到新区转移的复杂性与调适性。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通过改造使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经济受到了削弱,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向合作制经济转变;通过选举树立了新的乡村权威,普通民众成为乡村权力主角;社会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形成;普及教育使穷人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乡村社会一改过去土匪横行的局面,民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些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使民众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相比,中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正因为这样,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才取得了成功,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与乡村社会改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迅猛变化,然而始终面临着一项难题,即巫神的泛滥。这些巫神利用民众的崇拜,大肆攫取乡村社会资源,给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动员带来了诸多破坏。同时,巫神作为旧社会的荼毒,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绝不相容。为此,边区政府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巫神运动,通过发动思想教育、建构信息流动空间和争夺乡村医疗话语权等措施,不断改造巫神,不仅使农村迷信巫神的活动大幅度减少,群众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调动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民国乡约再造实践中的乡贤(下)

相比于梁漱溟以村学乡学为核心的乡约再造实践活动,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更多的是引入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资金,力图实现乡村治理的全面转型。但晏阳初推动乡村社会改造,依然离不开乡贤作用的发挥。为什么选择翟城村19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