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为中心

以山东为中心,考察抗战时期中共生产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内在关联。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生产动员,是响应中共中央大生产运动号召而进行的。其组织方式从传统的乡村农业互助走向组织起来的集体劳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动员方式。大生产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乡村民众的思想、经济与人身,重塑了乡村社会。

全面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根据地抗日儿童团为中心的分析

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少年儿童组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是党重要基层群众组织之一,中共对儿童团的一系列组织动员工作围绕推动抗战顺利进行、开展根据地建设以及拓展根据地群众基础而展开。儿童团提升儿童地位、引起农村儿童生活的变迁,成为一种儿童生活生长的方式;儿童团促进山东根据地农村各阶层的流动,乡村社会的管理主体从地主士绅转向平民、贫农阶层,控制网络从宗法家族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组织,儿童团成为中共对山东根据地的乡村社会进行整合重构的一种方式。

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安徽省黄山市仙源镇“轩辕车会”为例

为探索“传统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在呈现轩辕车会的历史仪式流程与功能后,通过深描来追踪它在黄山北麓一个乡村社区的重现与再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放松为轩辕车会的重现与再造提供了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振地方经济的需求提供了驱动力;仙源镇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基础。地方政府、体制内知识精英、民间精英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展开协作,共同形塑了轩辕车会的“新貌”。在此过程中原本呈离散化趋势的仙源镇乡村社会获得了全新的公共空间、增强了地方认同、实现了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社会整合。

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与乡村社会整合——以湖北省为例

建政初期,在筹粮支前与社会重建的双重压力下,中共湖北地方政权亟需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资源、有效动员并整合乡村的组织体系。由于中共在新区乡村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数量有限且短时期内难以大规模扩展,新政权缺乏威信,既有的保甲组织又与其乡村社会整合的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因此农协被赋予了重组基层、整合乡村的重要历史使命。与整合乡村的需要相适应,农协在其组织建构上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在组织体系上,建立了与行政体系一致的纵向体系;在成员构成上,以区域性的贫雇农为主体;在组织职能上,承担了以政治性任务为主的全能式职能。中共通过组建、发展与整顿农协,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与精英替代;建立了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然而,农协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土改建政完成后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农协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也难以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但农协的撤销使农民失去了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