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要求

乡村治理共同体彰显多元主体协作共治,这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我国乡村共同体的变迁、应对和解决乡村社会共治问题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从内涵上来看,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的责任共同体、“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和“人人享有”的利益共同体。从实践要求上来看,要做到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坚持“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坚持正确协商原则,化解主体间矛盾纠纷。

“一核三元”:延安时期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以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通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团组织的基础作用和群众参与的积极作用,基本形成了党、政、社、群“一核三元”的治理主体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以党组织为主要领导力量实现对乡村基层组织进行“赋权”的过程,推动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满足了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激发了社会发展的生机活力,把边区建设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示范区。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延安时期边区乡村社会治理问题,不仅能更清楚地认识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契合当下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振兴问题的关注,对于新时代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具有借鉴性,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着共同体意识缺失、主体功能模糊和机制有待创新等困境,应通过培育共同体意识,明确多元主体的职责权限和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基础、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善治水平的现实途径,也是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面临着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组织参与效果不理想和治理人员后备力量不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在吸引村民参与、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提升人才支撑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构建中国特色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