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乡村安全保障型社会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小康首先应该是既有安全又有良好保障的社会,即安全保障型社会。全面小康更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小康,即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共同致富、共享发展成果的小康。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升,而乡村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乡村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发展需要以乡村的安全发展为基础,文章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剖析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如何构建乡村安全保障型社会系统。

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以山西省静乐县为例

分析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面临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突出问题有助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文章基于DPSIR模型,运用熵权法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5个维度构建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综合评价体系,结果显示:(1)2015—2019年期间静乐县乡村系统韧性水平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生态资源压力缓解与农业转型为系统韧性提升的关键,但人口外流压力和经济社会影响结果上均存在短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以及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作为正向反馈有利于提升系统韧性。(3)应采取激励性政策,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从而平衡乡村人口外流压力,提升系统韧性。

基于景感生态学理念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研究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着基础,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服务性公共设施作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乡村的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综合评价其供给服务可改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结构,为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以厦门市岛外城市化乡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厦门市岛外POI数据和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公共服务设施为景感载体,分析其空间分布和测度其供给服务水平,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与熵值分析法,分析厦门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结合人口、经济、距岛内核心区距离等指标对各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厦门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表现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各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水平影响因素是多元且具有多样性的;提出从城乡居民的认知心理与物质需求出发对公共设施进行景感生态营造以提高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本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优化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提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依据。

气象干旱对甘肃省榆中县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干旱影响研究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为西北地区生态脆弱—贫困区的可持续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甘肃省榆中县为研究区,运用标准化降水指数、干旱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GIS分析工具,分析干旱对粮食产量、经济发展和农户家庭的影响,归纳干旱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1960-2015年,榆中县气象干旱程度较强,且与粮食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尤其对榆中县南、北部山区的粮食产量影响显著;(2)气象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具有频率高和空间分布广的特征,经济损失严重区集中在榆中县南、北部山区;(3)农户家庭受灾面积较大,农作物减产和家庭收入损失明显,气象干旱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严重,且'纯农型'家庭收入损失和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4)水资源利用环、产量环、收入环—生计环和经济环为干旱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

土地利用变化对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影响——以民勤绿洲为例

土地利用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和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区域社会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切入,探究其对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的影响,对缓解干旱地区乡村人地矛盾、促进其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基于恢复力评估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人文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构建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民勤绿洲作为案例区,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前后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对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呈现中部和南部乡村不断升高,北部乡村先降低后升高的演变过程;(2)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会对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分异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耕地和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移对恢复力变化方向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2000—2007年草地向耕地转移以及2007—2015年耕地向生态用地转移会提升恢复力;不同时期影响恢复力的主导土地利用功能因子存在差异,流域重点治理前土地垦殖率和人口密度的影响更显著,流域重点治理后生态用地占比和乡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