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乡村社会:国家视角或社会视角

当前乡村治理有两个结构性变化:一个是国家权力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一个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组乡村权威关系。这两个变化的实质指向是重构社会。从国家视角看,这种变化揭示的是乡村社会(重新)被纳入国家权力管制体系当中;从社会视角看,这种变化是(重新)确立执政党在基层政治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在基层社会领域的组织核心作用。在个体化、利益分化和结构多元的乡村公共关系下,国家(党政)权力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建构在乡村的权威基础和平衡与多元主体的张力,并如何在乡村社会重塑一种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不同的新的秩序原则和秩序关系。

旅游驱动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湖州顾渚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农地权属调整与乡村治理——基于清远叶屋村的个案分析

作为乡村社会中经济关系、社会规则、组织安排等一系列制度派生的基础,农地制度的调整与改善,无疑对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重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以清远市叶屋村为研究对象,揭示农地权属调整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表明:农地权属调整的实质是农地利用转型,农地产权形态由细碎分散转为集中配置,促进了农地面积、数量、种植类型等显性形态的调整和改善,并作用于农地经营模式、投入和产出等隐性形态,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农地经济价值得以释放并催生多重乡村经济新业态,农地持续高效产出,能够为农户提供满足生产生活以及未来长远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从而吸引外流劳动力返乡,农户自愿留守农地且在精神层面认同农民身份,新型人地关系得以重构,乡村回归利益共同体。乡村经济繁荣和人口回流,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并源源不断地为各治理主体提供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等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持续增强,为乡村经济持续发展和乡村社会秩序维护,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农地—农户—农村治理组织的圈层得以重塑,相互影响并高效循环运转,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复兴。

旅游嵌入视角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

乡村社会关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破题切入点之一。从微观研究视角出发,以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与发生机制,探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①旅游嵌入型乡村的社会关系走向“去情感化”与“契约化”,由亲缘、地缘为主的“差序格局”向“人—地—业—流”为主的“网络格局”社会关系转变;②乡村旅游发展加速各类要素的更新与重组,打破了乡村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推进“农业生产共同体”向旅游嵌入后的“旅游服务共同体”社会关系格局转变,推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和重构机制存在共同性,基础动力、内在动力、促进动力、创新动力和调节动力在动态耦合中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

当小农户迈向大市场

转型时代小农户的经济构成不管是茶余饭后闲谈,还是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变化,在经济上往往会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时间刻度划分,自然有它的道理。至少从经营体制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过,这种将农户家庭经营视作划时代的经济变动标志的历史意识,却又多少有点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眼光看问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