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的空间基础:一个人地关系的分析框架

村落空间不仅是村庄社会关系运作的背景,而且定义了乡村秩序再生产的底层架构。人地关系是村落空间的基础,且在农民土地利用实践中推动村落空间的功能分化,并逐渐形成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化与融合、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化与互通。村落空间兼有自然底色与社会面向,集体土地制度调控维系了村落空间结构的有机整合。城市化进程推动村落空间转型,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断裂可能导致村落空间的秩序紊乱。为此,须将人地关系纳入集体土地制度调控,在农民流动的社会场景中建构富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村落空间秩序。

新时代再造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与路径研究

纵观中国乡村秩序的变迁历史,可发现其呈现出由内生性向外生性、由稳定性向流动性、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乡村秩序的历史演变逻辑与现实指向。乡村秩序的转型意味着需要在新时代再造乡村秩序,在共同体格局下充分认识再造乡村秩序的必要性,在市民社会视角下充分理解再造乡村秩序的紧迫性,在社会自主性视域中充分把握再造乡村秩序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深刻意识到新时代再造乡村秩序面临的复杂态势与现实挑战,充分增强党组织在乡村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培育乡村内部的自循环系统,积极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法治体系,促进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再造。

民俗文化与乡村秩序构建——以山西洪洞民间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地方重要的文化根脉,具有教化民众、培植凝聚力、构建秩序的重要作用。山西洪洞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祖先信仰、神灵信仰、自然信仰、古圣先贤信仰等,强化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民间化、同宗共祖的认同感和维护乡村秩序的内在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范例。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资源博弈中的乡村秩序——以广西龙脊一个壮族村寨为例

基于地缘,龙脊古壮寨潘、廖、侯等姓氏的村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一方面,围绕村寨资源所展开的争夺,以及国家权力的相对淡出,村民们的关系时常趋向紧张;另一方面,相同的地缘亲缘等关系也为之提供了消解的途径,从而保证了乡村秩序的稳定。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从社区走向组织:中国乡村秩序重构的结构基础

社区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形成传统社会秩序的载体。始于民国初的国家政权建设于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时达到顶点——形成大一统的国家秩序。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制度终结,市场化导致乡村崩解,再度失序。后国家政权建设时期的乡村秩序重构,有赖于基于利益整合和集体行动载体的现代组织的建构。

公共空间重构与乡村秩序整合——对湘北云村小卖铺辐射圈的考察

村落社会传统公共空间衰落后,小卖铺成为了新兴公共空间,它具有农村初级交换单位的经济功能、公共文化复兴场域的文化功能、农村权力文化网络的社会功能。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其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就是小卖铺辐射圈,村落形似以公路为竹签、以每个小卖铺辐射圈为"糖葫芦"串成的"糖葫芦串"。每颗"糖葫芦"是村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地形相似、信息相通、规模适度的乡村治理单元,它将范围过大的村庄切割成多个"熟人社区",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成效,整合乡村秩序。

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秩序逻辑和治理模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加上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很弱,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而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秩序重建的核心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困境:一方面要重建适合农村的公共权威系统,特别是法律系统;另一方面要重建民间的权威系统,特别是民间调解系统。此外,要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新秩序。

市场与行政:合村并居重构乡村秩序的两种形式——基于山东省诸城市的调查

合村并居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方式、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不同的基础,因而合村并居政策也有不同的适用性,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步骤。合村并居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展的,这是所有合并村庄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市场和行政是当下推进合村并居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在合并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以土地整合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带动村庄整合;后者则是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合并过程中贯穿着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二者在构造乡村秩序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果。合村并居应以农民满意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强化法治建设,积极协调政府和民间组织,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土地经营权流转与乡村秩序整合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秩序整合之间具有重要关联性。近年来,被称为我国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使乡村秩序整合面临着又一契机。与以往不同,市场因素的发展,使当前乡村秩序呈现为国家、社会、市场的多元互构整合状态,这一点在土地流转中得到鲜明体现。形象地说,土地流转可视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又一场延伸或拓展,市场以政策为搭载工具向乡村的嵌入与乡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进入的反应的交互博弈,产生了新的乡村秩序整合效应。由于国家、社会、市场三因素力量对比的区域差异,从社会机制主导,到国家机制主导,再到市场机制主导,土地流转的乡村秩序整合效果随流转受益主体外缘性的增强——与普通农民社会距离的增加——而趋于弱化。对此,应从制度上保障土地流转的客观公正性、规范新土地精英的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规制下乡企业的农业投资行为等入手,充分发挥土地流转的乡村秩序整合功效。

乡村发展、乡村秩序与乡村社会变迁——基于十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

乡村发展状况和乡村秩序构建是观察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文章以全国十省28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近年来乡村社会总体变化。研究发现,乡村社会变迁急剧,乡村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民增收与福利方面,成效显著;乡村失序现象严重,村民关系急剧恶化;乡村发展主要受到村庄区域因素的影响,乡村失序由村民个体和村庄区域共同解释。

人民公社的权力结构和乡村秩序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是在国家主导下产生的高度集权的乡村控制体制，它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及其它一切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产生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这种体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国家无视传统社会秩序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而无限度地扩大了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范围并错误地选择了发挥作用的方式。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秩序的崩坏

安徽素有多灾省之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频发的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乡村秩序。文章认为,“人相食”以及“夫弃其妇”、“母弃其子”的行为,是对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这一行为准则的蔑视与侵犯,对人伦关系的一种颠倒;灾害影响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造成整个经济秩序的紊乱;自然灾害为土匪和各种非法组织的出现提供了一张温床,数以万计无以为生的灾民组织或参与的土匪及非法社会组织,严重危害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民国乡村秩序的整合:规范化过程——以1945年后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乡村佃业纠纷为中心

近代以来,基于国家政权的下延,国家法规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了乡村的日常社会秩序的运作,佃业双方由传统的业主定租额转到佃业双方面对面的争执。虽然在日常调解中,乡镇组织更注重于从情理上予以调解,但国家法的影响却蕴含于调解结果之中。在国家法和乡村习俗等多种条件作用下,近代乡村秩序不断进行新的规范化过程。

国家在场与民族乡村秩序的变迁——以云南哀牢山罗鲁彝族村落为个案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国家在场的不断深入,罗鲁彝族乡村社会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革,乡村秩序格局出现了诸多深刻变化。严密的家族组织开始有所分化,村内权威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嬗变,新社会组织和新社会规范逐渐引入和建立。彝族乡村社会秩序正在出现的倾向于国家化、现代化、法治化的变革,将对彝族乡村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