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现组织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因此,要聚焦组织振兴,将农村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注重选育结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建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是实现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开展农村工作的重要依托。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乡村组织振兴视域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现路径

农民合作社凭借自身的资源聚集、规模经营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和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枢纽,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抓手,从主体维度、目标维度、路径实现维度来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乡村组织振兴目标的实现相契合。但当前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着组织程度不高、人力资本弱化、运营效果欠佳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合作社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受到各主体对合作社的认识程度、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厘清农民合作社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亟须构建党组织引领、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助力和农民群众参与的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格局,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做出新的贡献。

奋力开创乡村组织振兴新局面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组织工作是坚强保障。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系统战略顺利实施。加强党建引领,高举“一面旗”。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国家与社会的分治——赣南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与乡村组织关系研究

在赣南农村,普遍建立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因其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和功能而使其具有经验和模式意义。宗族是理事会组织的载体,为理事会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在干群关系从紧张走向松散的大背景下,赣南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与乡村组织之间形成了分治格局。表面看来,这种分治格局似乎实现了政府资源输入与民间力量动员的结合,但实际上,政府只是用资源刺激了民间社会,而并未实现对民间社会的真正动员。它实质上反映出"弱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弱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下,国家权力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如何与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打交道,仍然是新时期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个难题。

辽朝燕云地区的乡村组织及其性质探析

燕云地区入辽后,统治者沿袭唐代旧制,保留了该地区的乡村组织。燕云地区的乡村组织包含乡、里、村等基层单位,里与村是乡的下一级单位,且彼此相互独立。考察燕云地区的乡村组织是辽国最基层的赋役征收、佛事活动、治安单位。随着辽朝封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二元政治模式的构建,其设置势必更加完善。

空心村发展能力再造研究--基于乡村组织振兴视角

空心村问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现实经济问题。通过梳理空心村治理和乡村组织振兴的相关内容,探讨了空心村治理、区域协同发展、乡村重构以及乡村组织振兴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分析认为,乡村组织振兴对于空心村治理具有有效性,体现了乡村重构的核心思想,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其中培养乡村组织内生动力是空心村发展能力再造的基本途径。同时,基于乡村组织振兴视角,针对空心村发展能力再造提出了有关路径:一是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二是发挥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内生作用;三是发挥好农民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

民初的乡村组织与基层调解--以奉天省为中心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的基层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调解这一高度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的区村长民事案件评议制度表明,随着基层乡村组织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渗透,调解组织自身结构发生变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非民间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调解方法和程序上完全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奉天省的经验显示,在习惯和法律有冲突时,调解者更常常站在习惯的一方,而对国家法律采取漠视的态度。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民间化"趋势跟调解方法和程序上的"民间化"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初基层组织在政权化的过程中所保留的绅权属性。

乡村组织振兴的基本逻辑及实现路径探讨

乡村组织振兴由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决定,实施乡村组织振兴战略,可从根本上解决新形势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化的冲击。当前,人才均等化需求与城乡二元化配置的矛盾、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基层民主决定性的矛盾、乡村人才要素紧缺与土地要素挤出效应的矛盾、能人经济与群众智慧的矛盾是制约乡村组织振兴的四对基本矛盾,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就要夯实乡村组织振兴的人才基础,努力协调国家有效治理和乡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有序推进。

禽流感拷问税改后乡村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

进入2004年以来，中国数省市相继发生了禽流感疫情，与2003年非典不同的是，禽流感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而2004年以来的中国农村则正在进行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乡镇体制改革 合村并组，至2005年下半年，这一次革基本告一段落，突然而至的禽流感疫情直接拷问税改后的乡村组织。

免除农业税后的乡村组织管理职能:困境与对策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村组织管理职能面临着各种困境,包括职能界定不清、法定职权缺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素质亟待提高,一些组织日常运转面临断档,自治组织不能提供有力支撑等。面对这种困境,乡村组织转变职能的对策是:重新定位乡村组织管理职能,建立服务型组织;实现部分管理职能的转换,加强经济合作组织建设;改进、加强、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培养新型乡村管理队伍;强化民主治理,加强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等制度建设。

新时代乡村组织发展与社会治理

乡村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比,我国乡村组织体系尚不完善,还存在组织间关系未理顺、乡村组织对经济发展引领力不足等问题。未来,要坚持党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乡村党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为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化解乡村债务 提升乡村组织运行质量——盐城市乡村债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村组织入不敷出,陷入了沉重的债务泥潭。为了应付债务问题,许多乡村组织开始减少农村公共品供应,并增加了对农民的税费征收。本文从盐城市乡村债务的基本现状入手,分析了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和危害,同时提出了治理债务的一些政策建议。

清代珠三角的里社与乡村组织——以桑园围为例

清代桑园围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社坛,有一乡多达数百个者。与社坛对应的里社普遍存在于村落间,并在地方开发和堤围建设中,充当地方基层组织的职能。本文对里社与乡村聚落、神庙和社学关系的考察表明,由于赋役制度的变化和地方开发进程的影响,里社呈现出不规则的结构模式,既有以社辖村,也有以村统社。另一方面,里社受到庙宇组织,以及堤围防护、国家教化等的影响,形成多社一庙或一社一庙的情形,又加剧了里社组织的复杂性。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乡村组织振兴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组织在承接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却呈现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又“脱嵌”于乡镇政府的双重“脱嵌”情境,其发展逐渐“悬浮化”。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文章基于嵌入性理论,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关系嵌入四个维度探索乡村组织嵌入性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乡村组织嵌入乡村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税费改革后的乡村组织如何定位

若在乡镇一级花费精力和时间进行适应当前农村形势的改革尝试,可能产生重大社会政治影响,为当前全国乡镇一级的改革提供经验。乡镇一级的改革目前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以扩大乡镇民主为中心线索的方向;另一则是简化乡镇职能,减少乡镇干部,撤销乡镇政府,建立作为县政府派出机构———乡公所的方向。就理论界的讨论而言,这两个方向都有众多学者的理论支持。

农村基层党建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的现实路径研究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的关键力量。基于此,根据个案分析农村基层党建推动组织振兴的内在逻辑:农民组织建立在党的领导和农民的需求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组织运作的机理是基层党组织在农民组织内部实施结构互嵌、任职交叉、党员带动。因此,党领导乡村组织振兴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加强农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建成村庄共同体并提升农民素质。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乡村组织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进展顺利,农村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的社会组织弱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乡村组织建设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给乡村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力图从乡村组织的作用、面临的新挑战入手,重点探析组织健康发展的新策略。

唐代乡村组织及其职能

唐代的乡村组织是对秦汉时期的乡里制、北魏时期的三长制和南朝的村落制的继承和发展。唐初乡长被废后,里正逐渐成为乡村事务中的执行者,通过符帖、牒的形式与县衙各司进行上下沟通,而村正则成为他的助手。乡村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籍账、授田、赋役、治安等方面的具体事务上,然各有侧重。以户数划分的乡里和按村落划分的村在唐朝并行,最终完成了"乡—里"结构向"乡—村"结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