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DF-ML模型对2007—2017年全国及各区域乡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构建回归模型探究相关因素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从总体增长路径来看,乡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整体呈上升的态势,2013年前主要依靠技术效率,2013年后则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②从区域增长路径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乡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呈波动式上升趋势;③城乡融合水平、农村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信息化程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农村人口素质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选取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基础上,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从而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水平是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与林业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助力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城市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对国有性质和中小城市的重污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驱动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有中介效应,增加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不是数字经济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绿色创新的门槛约束,随着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别表现出效应增强和效应减弱的非线性特征。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低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力度更大;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企业TFP,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为契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内在机制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三部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回归模型对2014—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数智化改造对AGTFP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的数智化改造对AGTFP的影响呈现当期有效的特征,而科技信息服务数智化改造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可以保持对AGTFP的显著促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强到弱依次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AGTFP的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构建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为引领,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效增长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精准支持绿色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18年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担保品框架后对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可以显著提升绿色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对民营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高于国有绿色企业;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对于处在金融发达地区的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担保品框架后更能促进专利密集行业中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有效缓解了绿色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有助于绿色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11—2020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IV估计等经验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控制了外生政策冲击、剔除部分样本及缩尾处理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以及中下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机制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协同集聚是数字技术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重要路径。因此,需要加大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提升城市数字技术吸收转化能力,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环境效应创造有利条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SBM-GML法评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会促进GTFP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对GTFP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加大数字经济支持力度、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和强化环境保护意识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和GTFP的政策建议。

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经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战略决策,政府环境审计在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基于2013~2022年我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环境审计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水平高、数字经济赋能强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增强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公众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污染治理等方面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蛋鸡饲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为提高蛋鸡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在考虑负向产出以及规模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的前提下,对蛋鸡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HBG)进行测度。构建3层次SBM-MML指数,并将其分解为规模结构效率、技术效率以及管理效率。结果表明,2004-2018年平均LHBG为0.9967;大中小规模LHBG分别为0.9949、1.0013、0.9938;东中西部地区LHBG分别为0.9930、0.9980、1.0040。我国蛋鸡饲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下降0.33%;规模上中规模最高、大规模其次、小规模最低;区域上西部最高,中部其次,东部最低;其分解效率表现为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效率提高,管理效率下降。

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海洋科技人才是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文章构建了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影响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选取2006—2019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江流域以南沿海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长江流域以北沿海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在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影响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中介作用,且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化了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基于此,提出合理引导人才集聚、注重人才和产业适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