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进程很快,其研究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但是,对于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社区的乡村都市化还缺乏研究。本文将西双版纳傣族园这一乡村旅游社区置于旅游发展的场景下,以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为分析框架,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

乡村都市化与民间信仰复兴——珠三角民乐地区的国家、市场和村落共同体

南海西樵民乐地区重建古庙和新出现庙宇的变迁历程典型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的民间信仰复兴,民间信仰的复兴是乡村都市化这一国家要素与村落共同体重新整合,市场要素对地方社会逐步渗透过程的真实写照,指出复兴后的民间信仰不再是村落共同体认同和联结的重要象征和机制,国家的政治力量、市场的经济力量与民间宗教的相互渗透和交织,已成为民间信仰嵌入地方社会的新方式。

“村中城”:一种乡村都市化类型的研究

都市化对乡村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城中村。"村中城"也是乡村都市化的另一种重要类型而理应得到关注。民乐地区发达的丝织业传统以及便利的水运资源使得它在20世纪50~90年代的社会发展中快速获得成为"城"的基础,但经济发展方式及城市规划的改变使得它又逐渐沉寂下来,成为具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地方化的经济网络和传统主义的社会整合体系,被村庄围绕的"村中城"。以民乐社区为代表的"村中城"发展实践表明在特定地区分散性的乡村都市化不是一种过渡阶段,而是一种稳定持续的都市发展方式。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民间信仰与乡村都市化——以华南地区K村客家人的五土龙神信仰为样本

在华南地区,民间的五土龙神信仰对村落房屋建筑、村庄规划、道路建设等有诸多影响,但是在实施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加强乡村的改造方面往往忽略了村民的信仰习俗问题,结果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综合农业现代化与湖南乡村都市化

在湖南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不能忽略农村的发展。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发展走综合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的思路;同时讨论了推进综合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内涵和问题。

中越边境乡村都市化的实践与反思——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中越边境东兴河洲村乡村都市化的实践进行描述,认为边境乡村都市化应充分发掘边境地区边贸、旅游、生态等方面潜力,以政府层面沿边城镇带建设规划为依托,借力国家战略发展契机,走特色城镇发展道路,才能有效发挥边境优势,促进边境地区乡村都市化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回应边民现实需求与国家边疆发展战略。

凤凰村的乡村都市化研究——为纪念凤凰村调查100周年而作

都市化不仅影响到城市近郊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广大乡镇地区的乡村都市化也应受到关注。镇中村是乡镇地区在都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兼具镇区与乡村的某些功能与特点。以凤凰村为典型案例的镇中村集中呈现了乡村都市化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众传播的普及化以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镇中村的乡村都市化动力机制在于农业经营结构的转变以及乡村工业的发展。镇中村的乡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结,而是城市化的起步。在未来,乡村都市化带来的不仅是物的都市化,还包括村民观念的改变、社会制度的转型和市民社会的建立。

“乡村都市”黄泛区

“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比不上黄泛区农场美。”这是前不久我写下的一句诗。为什么这样挚爱黄泛区农场？不仅仅是因为我长年工作、生活在这里，更因为她集城乡之长，宜居宜业宜游，是全省闻名的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演变:乡村都市化研究的新课题——以广州市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为考察对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演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都市化的一大主题和独特现象。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为考察对象,梳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演变的基本脉络,概括了它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它作为一项新的课题对于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的意义。

运用市场机制 构建乡村都市——从北斗坪的实践看中心村建设

北斗坪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镇境内,距市区只有2.5公里.1999年初,高坪区委、区政府在此规划设立了北斗坪中心村,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启动民间资本,引进业主经营.在不到两、三年时间,一个功能齐全、环境优质、特色明显,且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乡村都市"已初具规模,成为集休闲、旅游、娱乐、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卫星集镇,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和传播精神文明的中心.

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傣族村社制度的再生产与社区治理——以云南西双版纳州曼村为例

在民族地区以村社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形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傣族村社制度在村社成员的生产生活团结体系、基层政治管理、村社内外的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但傣族村社成员在市场、国家、村社等场域的互动中,综合了文化传统、规则以及个体行动,实现了村社团结方式的创新,传统村社组织结合基层民主政治形成新型管理方式,村社成员与外来人口形成了相互依存且互不干涉的和谐相处模式。傣族村社制度在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把日趋分散的个体重新整合起来以应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并重塑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与村社整体的关系,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走出了一条以村社成员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

乡村都市化背景下以“水”为中心的村落社会——以南北两村为例

选取南北两个水资源差异较大的村落:山西介休洪山村、湖南通道上岩坪寨村,以乡村都市化为研究背景和理论指导,以水资源为切入点,剖析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变化与村落境遇,并探讨乡村都市化前后,村落社会的共同特质、困境及实践中的出路。在乡村都市化背景下,村落的当下实践表明:村落社会具有"弹持"能力,村落自有的从稳定慢结构中孕育出的"生存性智慧"和"社会底蕴"都能促发村落社会在乡村都市化的"裹挟"之下实现内生发展。

论深圳特区的乡村都市化

论深圳特区的乡村都市化周大鸣乡村都市化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引发是来自乡村自身的发展。讨论的主题也带有中国的独特性，那就是在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乡村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走上都市化之路。自１９７８年起，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一座“乡村都市”在这里诞生

我们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是在72户、360口入的生产小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企业。公司创建了腐竹厂、豆晶厂、罐头厂、机械厂、尼古丁厂等17个企业。1992年又投资2000万元,新建了矿泉疗养院、京华园宾馆和旅游新区京华园。现在公司拥有固定资产3700万元,人均10万多元。1992年人均社会总产值8.6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344倍。人均收入4800元。我们公司1991年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

斯美特:优势产业助推“乡村都市”发展

多年前，正是在斯美特等重点企业的带动下，西滑封村步履矫健地迈上了幸福和谐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