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乡村非农就业对推动“三农”全面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江苏省53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测算了2000—2020年各县域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2000—2020年,江苏省乡村非农就业规模和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以2008年为拐点,之后趋于平缓;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呈现出由苏南向苏中、苏北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规律,内部就业结构中工业“一强独大”;GTWR揭示各影响因素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时序上,各因素均发生明显波动,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交通发展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始终为正效应,空间上,东南西北方向差异较大.

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以青海省为例

为了准确把握县域尺度下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0—2020年青海省43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借助全局趋势分析、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等方法揭示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考察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根据增长速度划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2)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东、西部高中部低”“北高南低”,空间格局呈现出由“正东—正西”分布向“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偏移趋势。(3)在空间相关性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板块特征显著。(4)在分布动态演进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稳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效应

乡村非农就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准确把握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3—2020年青海省43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了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率及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乡村非农就业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就业居民受教育程度、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而农业发展水平则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2)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3)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将京津冀地区147个典型区县划分为优化开发区(Ⅰ)、重点开发区(Ⅱ)、农产品主产区(Ⅲ)与生态保护区(Ⅳ)四大地域类型区,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及四大地域类型区的耕地利用效率,探讨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京津冀四大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高至低依次为Ⅱ>Ⅰ>Ⅲ>Ⅳ,四大地域类型区不同时期耕地利用效率值及其增速各异;2)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Ⅰ、Ⅱ、Ⅲ区耕地利用效率对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08 9、-0.003 8、0.002 4,Ⅳ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3)基于此,应采取培育农村新产业与新业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与农用地用途变更监管机制,实施差异化的耕地可持续利用路径等措施,构建不同地域类型农业发展新模式,以提升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效率,引导乡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与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