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论近代乡民的自救能力——基于1934年东南大旱灾的考察

民国时期,东南地区不少乡村民众开始根据市场行情安排自家的生产,收入似乎较以往有所增加,生活应该普遍比较殷实。然而,1934年东南大旱灾来临之际,大部分被灾乡民却难以单靠自身力量抵御灾荒。人力戽水等救灾方式之简陋,祈雨求神等禳灾思想之落伍阻碍了乡民的自救效能。乡村社会风气的保守,乡村事业建设的失当,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祸及使乡民很难积累和运用足够的自救资源。种种原因累加,造成了近代东南地区乡村民众自救能力不增反减,日趋单薄的困境。

乡民眼中的西部乡村教师:地位与形象--基于对陕西省F县Z镇部分乡民的访谈

乡村教师地位与形象的提升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着力点。乡村教师与乡民有着深刻的联系,乡民对乡村教师的看法与评价极为重要。基于对陕西省F县Z镇乡民的调研:在乡民眼中,西部乡村教师在传道授业、促进学生发展和坚守职业道德的同时,也面临着角色定位、职业价值和情感寄托的迷茫。提升西部乡村教师的地位与形象,促进乡村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当在教师能力及价值、乡土文化认同、支持体系、媒体引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清至民国黔东南苗疆外来作物规模种植与乡民生活探析

有明以降,随着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疆经营的深入,诸多外来作物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实现规模种植,对乡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内容在地方志、乡土文献清水江文书中多有记载。外来作物在黔东南苗疆的种植不仅改变了该区的农业面貌,亦丰富了当地乡民的生活,展开其研究,对于认识人类与植物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民国时期期刊《乡民》出版研究

民国期刊作为演绎20世纪民国历史的最佳文本之一,极具史料价值。民国时期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出版的《乡民》是当时的一份面向农村乡民的教育综合性期刊,覆盖华北各地乃至全国。它将国家大事、世界新闻、文化知识、风土人情、文艺小说、生活常识等通过不同的文学体裁表现出来。《乡民》贴近群众,并且注重与读者互动,从传播效果来看,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农村乡民的道德文化修养,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该刊亦对民国时期的农村研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从中窥见当时农村的社会状况、民众思想等。

“互联网+”时代“都市新乡民”住房公共服务研究——基于Z市的RATER指数分析

"都市新乡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被大家普遍认同,但这种基于意识形态表层次的认同并未从根本改善他们的艰难处境。他们是城市万丈高楼的建筑者,但是一直以来自身的住房问题并没得到有效解决。如今,越来越多"都市新乡民"留城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社会焦点。文章以Z市为例,首先对"新乡民"电子科技产品应用情况进行了解,发现当前"新乡民"手机电脑应用较为普遍,为"互联网+"时代住房公共服务政策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然后,对192位"新乡民"住房情况走访调查,通过实地访谈、统计分析等方法,运用RATER指数分析,从信赖度、专业度、有形度、同理度及反应度五个维度针对"都市新乡民"住房公共服务存在信用失范、专业化程度较低、服务效率低下及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认为应当树立"互联网+"住房公共服务创新理念,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住房公共服务政策研究提供硬件支持与技术保障,促进住房公共服务理念转变,最终推动住房公共服务服务效能的提高。

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中国在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 ,首先面临着“城市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中国的乡民社会是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 ,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 ,而在广泛意义上被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家族法和狭义的乡规民约。但是在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乡民社会及乡规民约面临着如下的遭遇 ,即在生活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被城市化浪潮所激荡 ;在经济运作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 ;在价值选择上 。

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导引下,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与符号化的过程,其政治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其主体意识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1980年代以降,众多学者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多维度的解蔽努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

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

贵州安顺的屯堡乡民来自明朝调自中原及江南的屯兵,由于当地的地理地貌与屯堡先民的使命相合,所承载文化得以在区内封闭生存,彼此的认同亦得到强化,进而导致屯堡内通婚。区内各种组织繁多,其功能在于扩展核心家庭的文化及社会关系的构建。有不同于其他农村地区的发达的社区公共空间,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独特案例。

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

乡民艺术知识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而是因为与乡土社会生活关联密切而相应地具有形式转换的多样性和意蕴阐释的多元性。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乡民艺术受到重视的当今社会背景下,学者应透过乡民艺术活动的表层现象认知其深层的交流结构,借助区域社会文化整体的概念,突破民族志书写中"凝固幻象"之窠臼,以充满流动感的书写模式,实现对乡民艺术活动及其内在文化结构的深刻认知。

“都市乡民”与乡土传统的复活

"都市乡民"指进入城市生活,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没有完成人格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进城农民。"都市乡民"群体代表了"农民终结"以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复活,表现在同源、同乡、同业、同居、同俗等乡村特性。中国城市化将会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尾声,但都市乡民群体会在未来50-100年内长期存在。我们应该思考"农民终结"之后的"都市乡民终结"问题。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从“乡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评析

从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和第三领域的涵义入手,对中国传统乡民社会的形态与特征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是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实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并提出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方略的若干思考。

民国土司第一案——云南武定环州傈僳乡民控土舍李自孔案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新法规支持,给各族人民的司法诉求及政府的司法审判带来了不小困难。云南省武定县环州傈僳乡民控彝族土舍李自孔案,经历了蔡锷、唐继尧、龙云3个时期,历时26年,卷入县、省及国家最高司法审判部门,堪称"民国土司第一案"。案件的曲折过程,政府、民意机关、司法部门的无奈与推诿,土司的残暴与凶狠,近代司法面对少数民族传统势力、传统习惯的无力与尴尬,具有极强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傈僳乡民对法律诉讼和武装革命的不同选择,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潮流的真实写照。

万寿宫庙会与乡民习俗——以考察西山万寿宫为例

万寿宫庙会是许真君民间崇拜信仰的社会产物,为乡民聚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是江西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西山万寿宫庙会展现了在乡民的精神支持和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庙会上,乡民将许真君民间崇拜信仰与祈福纳祥、商贸往来、生计筹划、社会交往等融为一体,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娱人娱神,反映出江西乡村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态,具有浓郁的江西地方民俗文化特色。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根源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进一步后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模式,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理性选择。

乡村性与族群性:“都市乡民”生成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都市乡民"社会群体。乡村性和族群性是"都市乡民"群体生成的两条逻辑线索。我们对进城农村人群体根据族群性强度和"城式化"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共计获得9个类型,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性水平和城市适应难度。我们建议将"乡村性"和"族群性"因素引入农民工和新市民城市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之中,重视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战略意义,在农民工、流动人口、新市民管理方面实施分类管理策略。

“非遗”传承人认定与集体性乡民艺术的保护——以冀南GY村“捉黄鬼”活动为个案

乡土社会生活为乡民艺术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乡民艺术的展演既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意念,又折射出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非遗"及传承人认定和保护制度介入乡民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一方面有利于通过自上而下的认可提高村民参与乡民艺术的热情;另一方面又在具体实践中造成乡民艺术内在价值的部分失落和参与村民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衡。鉴于此,我们在"非遗"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传承人认定时,有必要注意一些乡民艺术的集体性特点,而从具体实践层面,或许可以尝试建立集体传承人制度。

山西高平八音乐班与民俗礼仪细乐调查——兼论新时期乡民艺术的传承特点

新时期乡土艺术能够在地方文化中脱颖而出,出现优势传承现象,集中放大地成为标致性文化。这类民间艺术往往和当地民俗生活交融在一起,也表现出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艺术变化。高平八音会表现出三种类型:第一是在婚丧嫁娶仪式中,依然恪守的、朴素的传统八音礼俗细乐;第二是契合现代视听文化审美需求,八音会融入了歌舞的曲风和表演方式,如女子八音乐班。第三是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政府公共文化建设影响,出现舞台八音会、商业八音会等新的传承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