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天宝古村往昔繁华的关键力量是乡绅论

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7个国家级称号的宜丰天宝古村,曾经有"四十八条巷,四十八口井""三街六市十三第,内外八景十三坊"的弘大规模,被称为"小南京",赢得了"衣冠礼乐总豪华"的赞誉,是一个相当繁庶的大型村落。通过对天宝古村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经营致富、创办文化教育及乡村公益事业、进行乡村治理的均是乡绅,遗留至今的古建筑的主建者也是乡绅,因而可以说乡绅是铸造了天宝古村往昔繁华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国家倡导培育新乡贤的今天,有必要对乡绅资源进行挖掘、借鉴。

乡绅之治: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并未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强大的常备军力量,在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得不仰赖乡绅等社会精英力量的合作。乡绅往往通过出任治安法官而获得一身二任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官员”,又是地方社会的“家长”。治安法官的职权在近代早期急剧膨胀,成为地方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枢,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连接枢纽。治安法官虽由国王任命,但不领薪俸,因此治安法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会在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制定地方社会政策与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地方官民的支持下,治安法官有力地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治安法官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型塑了英国的司法治理模式,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商,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达成追求秩序与善治的施政目的,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明清时期地方乡绅与社会治理——基于孝感县的考察

自科举制兴起和发展以来,社会阶层流动频繁。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通过科举考试而崛起的乡绅阶层逐渐形成。在“国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范式中,乡绅作为皇权在地方上的延伸,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孝感县作为明清两朝的一个典型县域,拥有着规模庞大的乡绅群体。在儒家伦理道德的架构下,孝感乡绅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特权,在社会建设、社会教化和安定地方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和谐也起了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价值与传承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与关键所在。研究新时代中国农村的治理问题,需要从“乡绅之治”中寻求答案。乡村振兴应以人才振兴为重要支撑点,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新乡贤这一群体的紧密配合与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具有历史参考,还具有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可从“乡绅之治”的智慧中汲取有益经验,重拾古代乡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并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社会整合视角下乡绅治理的底层逻辑及启示

乡绅治理的实质是非正式关系和皇权形成良好互动,一步步合法化的结果。采用查阅文献、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从社会整合的视角系统梳理乡绅成长的脉络,发现宗法制是其组织基础,儒学中“入世”“小邦之治”的思想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后经过王阳明等人的推动,统治者领导、乡绅牵头、宗族自治的三元治理逻辑得以明晰。当下,不仅要重视教化手段的作用,还要在人才引进力度和“新乡贤”的待遇方面下功夫,促进“新乡贤”基层民主治理的完善和乡振兴战略的实施。

论《绝秦书》的饥饿叙事与乡绅形象的历史书写

文学的饥饿叙事源远流长,不同时期文学的饥饿叙事赋予了饥饿的不同价值内涵,文学作品如何书写饥饿,不仅体现了作家对民族苦难与创伤的见证,也体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与人性复杂性的审视。《绝秦书》作为一部反映民国十八年饥荒的文本,从国民性、社会政治、女性饥饿等多个层面对饥饿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书写,拓宽了文学中饥饿叙事表现的广度与深度。小说对周克文这一乡绅在饥荒中的表现及其命运的书写,则体现了作家对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文化命运的思考。

明清“乡绅之治”的逻辑理路及当代启示

明清时期“乡绅之治”意味着皇权统治借助于乡绅阶层才能延伸到乡土社会底层,“乡绅之治”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既节约了行政运行成本又实现了有效统治,形成了数百年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乡绅阶层获得国家权力的默许和认可使其在乡土社会拥有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而乡绅阶层也几乎承担了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全部功能和职责。民国后乡绅阶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乡村社会空心化、农民思想功利化、基层建设力量弱化问题不容回避。面对乡村治理的新困境重新审视“乡绅之治”的逻辑理路,分析其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以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启示。

近代海疆危机与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基于林树梅诗文之讨论

鸦片战争期间东南沿海战祸四起,因营务废弛和不谙海势夷情,守土疆臣不得不仰仗地方乡绅等社会力量襄助,以应对危机。闽南乡绅林树梅于战时受聘于官员,积极上书谋划海疆攻防策略,还投身军旅参与海疆布防与招募乡勇等事务处置。乡绅林树梅的经历,揭示了海疆危机中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途径,乡绅建议如何转为官府应对危机策略。海疆危机之下朝廷、疆臣与地方乡绅互动也折射了官绅关于时局危机的各自复杂考量,国家和地方基层社会之间制度性互动的缺失对近代边备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四老爷:近代中国乡绅文化的代表

鲁迅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旧中国乡绅形象,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祝福》中鲁四老爷的人物形象,突出鲁四老爷迂腐、势利、顽固的特点,来感知近代中国乡绅与乡村文化的血脉相连。无论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引领还是近代中国乡绅形象的文化隐喻,都体现了鲁迅对乡村生活状态与国民性的深刻理解。

浅析新时代乡贤同旧乡绅的区别及其成因

乡贤治乡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治理进程的缩影。而新时代乡贤在农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乡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新时代乡贤与旧乡绅结合起来考察,通过三个维度来进行比较,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内新乡贤与旧乡绅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成因。并将原因总结为统治权威差异、思想觉悟的变化、初心使命的提升三个主要方面。这种辨析对于理解新时代乡贤的鲜明特征和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乡贤认知与政策的历史考察

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乡贤的认识,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乡贤的有关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乡绅发生分化时,对其中蜕变为劣绅者,中国共产党将其列为革命对象之一;对成为开明绅士者,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乡贤缺位于中国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贤重归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乡贤登场,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使之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道咸年间宁波民变与乡村秩序的变化

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八年的十三年间,宁波府发生了五次民变,其虽规模小、时间短、目标单纯,却有乡绅群体参与其中,带头向地方官抗粮抗税。分析宁波五次民变的经过,以及道咸年间宁波气候、灾疫、粮价及银钱比价等情形,可知宁波民变的原因并非地方志所说的“苛索召变”,而是宁波百姓在银钱比价失调带来的物价膨胀与税收压力下,聚众抗粮抗税,甚至殴打知县,打砸县衙。一般来说,清朝地方官需要乡绅群体的协助,才能治理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秩序。然而,在宁波五次民变中,乡绅群体不但不支持地方官,甚至在地方官加税或改变惯例时,鼓动百姓反抗官府,凸显官绅矛盾激化,原有官绅合作的地方治理机制逐渐失灵,呈现清政府难以掌控基层社会的趋势。

“乡绅论”视野下的王守仁——从“乡绅论”的视角看王守仁在故乡的社会活动及理念

以王守仁及其家族为对象,作为探讨15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构造和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一个个案,从“乡绅论”的视角切入,展现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诗人以外,实际生活的其他侧面,如善于处理家族关系,注意尊老爱幼;在具体实行中对乡间的丧葬风俗有所改动,遵守礼俗,但又不拘泥;不介入朝中政事和地方纠葛;支持乡里教育,推广儒学理念等状况.通过这样的研究,说明王守仁及其家族在余姚地区文化、教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探讨明代中期余姚地区乡绅在社会中的地位,揭示阳明学形成和展开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基础.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

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在徽州,基层权力空间由乡绅与祠堂来填补。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宗族紧密相结合,担当起了基层政权的众多管理职能,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在清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在清王朝精心设置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中,乡绅阶层由原来的控制对象变成控制主体,这个历史性变动是随着清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是清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特点之一。

历史变迁语境下的乡绅概念之界定

知识、财富和身份是构成乡绅概念的三大核心要素。从明清至民国中期,这三个要素逐渐发生演变。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表层的显性要素。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明清时期的乡绅为建构一个乡村共同体而扎根于乡土,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状态,但清末以降,绅权的乡村根基转为国家授权,而乡绅"劣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话语,民国中期以后则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绅。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