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规民约的当代意蕴——基于传统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思考

伦理性、多民族和广地域决定当代中国乡规民约仍需存在。乡规和民约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地将乡规民约理解为单一的乡规或民约。历史上乡规民约经历了"乡规→民约→乡规"的变迁过程,社会形态变更期重乡规、稳固期重民约,当代中国乡规民约建设应以民约为主,当下学界盛行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就是村民自治章程建设"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当代乡规民约的存在并不是基于制度性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伦理性的规范,必须摒弃道德思想树立伦理理念、淡化道德的功利目的彰显其本源性功能。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 ,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 ,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 。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论汉代的乡规里约

汉代中央集权延伸至基层的触须是“乡里”,乡规里约作为其意识形态,反映了汉代基层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一系列权力运作。从乡约的内容、来源、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与此有关的社会变迁,是剖析解读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径,也是对汉代人文环境认识的深化。

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乡规乡约

古代官府主要为朝廷办事,赋税差役之外,能防止匪盗作乱,就算是良吏。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事,并未明确为其职责范围中应有之事。故除一些正直、亲民、有责任感又有能力的官员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员只希望维持地位,能得到升迁;有的甚至不顾一切搜刮民财。所以,以一些乡贤和地方有见识、有影响的人物为中心,乡民自己议定、解决一些问题。这就形成一定程度上属于民众自治范围的乡约乡规。陇南石刻中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认识古代自治观念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保护地方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为对付恶吏支派差役款项中的不法行为的,有募捐修桥修路、修建义学、筹办公共事务的,有杜绝不良行为的,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洱源县漏邑村乡规碑

洱源县江尾镇漏邑村原来的小学校里，在北耳房的西山墙内侧，嵌有一《乡规碑》。碑为石质，阴刻，字迹工整。全碑分上下两块，每块长720厘米，宽460厘米．各列乡规五条，总计700多字，《乡规碑》的全文如下：

探寻毛沟村乡规

前不久,我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毛沟村的村头,见到一通保存完好的公议乡规石碑刻. 碑刻被黄泥糊在村头低矮破败的土地庙外墙上,庙前空场上生长着一棵百年古松,庙南面是一个修缮过的戏台,西面是村路,东面是村委会办公室.乡规碑刻、村庙、古松、戏台、空场,告诉人们,这里是村里的公共场所,庙里的神坛烟火不断,戏台上常有艺人表演.

乡规民俗在现代基层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南海区桂城街道大圩社区为例

乡规民俗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自古以来重要的治理资源,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具有稳定一方的关键作用,尤其在熟人社会中治理成本较低且效果良好。本文通过社区文化的活化机制来探讨如何发挥乡规民俗的调节和教化作用。

时光流转中的景园奥秘——基于时间性的园林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时光流转,给园林带来了流动的、变化的景观空间、意境氛围和体验感受,为园林景观注入了生命力。因此,理解和灵活运用时间要素,已经成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文章通过分析时间变化对园林景观的影响机制,提出了基于时间性的园林景观设计策略,以期为园林景观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处理时间维度提供借鉴与启发。

清朝嘉庆时期纪大奎法制思想探微

近几年来,国家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对违规政府官员的处罚力度,同时也吸收和借鉴历史名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经验。什邡市纪监委根据“清朝嘉庆十一年间(公元1805年)什邡知县纪大奎的法律思想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教育。笔者在研究纪大奎法律思想时,发现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乡规《二十四条》,包括衙门官员的廉政建设、观善惩恶,严禁凶、盗、赌、强占豪夺、差役讹诈等内容。特别是他以身作则的清廉和对官吏“差役讹诈”的法律规制,对当今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清朝嘉庆时期纪大奎法制思想探微

近几年来,国家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对违规政府官员的处罚力度,同时也吸收和借鉴历史名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经验。什邡市纪监委根据“清朝嘉庆十一年间(公元1805年)什邡知县纪大奎的法律思想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教育。笔者在研究纪大奎法律思想时,发现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乡规《二十四条》,包括衙门官员的廉政建设、观善惩恶,严禁凶、盗、赌、强占豪夺、差役讹诈等内容。特别是他以身作则的清廉和对官吏“差役讹诈”的法律规制,对当今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社区文化传承的理与技——以南海区桂城街道大圩社区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小的单元,是国家政策方针的神经末梢,目前基层治理的资源调动从本源上来看,社区的文化资源最有生命力,可以弥合差距和凝聚人心,从而巩固基层治理的基础。本文试图从一个社区作为切入点,尝试构建社区文化传承的范式,为社区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从小说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性别符号与存在困境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李雪莲在自己被指摘为潘金莲时,试图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20年来坚持上访、寻求公道的故事。小说显示了作家刘震云在自身创作序列上开始求新,从前期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系列转向了新时期的“说话”系列,小说中李雪莲“说不上话”的困境其实就是生存的困境。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小说影视化的过程也是再阐述的过程,在影片中,李雪莲的符号性指认更为明显,反而冲淡了原小说文本中借由李雪莲形象切入的对于现代权力运作的反思。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旨在借由李雪莲这样一个弱势地位的反抗者形象,揭示乡土社会与现代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折射出当代人所面对的一种更普遍的结构性焦虑。

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

通过对古代乡村民间规约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间规约的历史存在形态:唐代后期的社邑规约、宋明时期妁乡约、明末清初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规约和清代晚期的乡规,以及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民间规约既不同于私人契约,又不同于国家法律,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它的产生,标志着公共领域不仅为国家所独占。由于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民间规约在组织协调人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秩序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大理州林业文化碑概述

大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唐、宋时期是南诏和大理国的都城、云南省的政治中心,元、明、清时期是滇西的重镇,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