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谊和政治之间:近代中国大学同乡会研究

近代中国大学的同乡会延续了此前会馆、公所以及社会同乡组织的功能,具有互助、中介、约束等作用。一些大学同乡会还带有政治色彩,对近代中国革命思想传播与学生运动的产生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文以近代中国大学同乡会为对象,研究其组织架构、日常活动与功能、政治参与等问题,讨论大学同乡会遭遇的政治干涉,以及大学同乡会的因应策略,可以推进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同乡组织的研究。

马来西亚潮籍华人联络乡谊、共济互助的两种社会结构——潮侨村和潮州会馆

目前为数多达2000万左右的海外华人(泛指华侨、华裔和华人)分布很广,其中大多数居住于东南亚。马来西亚1970年人口调查统计中,全马华人总数为3,555,879人,其中福建人最多,有1,122,739人,客家人次之,占862,005人,广府人又次之,占659,005人,潮州人居第四位,有421,989人,海南、福州、广西及其他邑籍一共有473,651人。

乡谊在朝野之中:苏杭甬路事中的同乡文化

乡族与乡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乡文化纵向可体现在同乡京官与地方乡绅的互动上,横向则在不同地域以同乡会的形式出现。近代的同乡文化在朝野的表现既与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又因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新的特征。以苏杭甬路事观之,同乡京官与地方乡绅的联系既呈现出及时性的特点,又因西方思潮冲击下外力对政治的干预产生了个人政治身份与同乡关系的抵牾。而近代地方上的同乡文化则借同乡会之间的沟通与交往超出了乡、乃至省的区域范围,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影响与内涵。

钟玉彩的乡谊

钟玉彩的乡谊徐晓燕河南信阳恒展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玉彩是一位心直口决的台湾人，她中等个头，穿一身西服套裙，谈起自己的创业史滔滔不绝。钟玉彩祖籍河南。１９８９年她远离在台湾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带着未成年的三个孩子回家乡，想让他们看看大陆家乡这片生...

乡情促引资 引资长乡谊——访澄海市副市长林汉光

1997年深秋,潮汕平原迎来了一件百年盛事,第九届世界潮团联谊年会首次回到潮人的故土汕头市举行。23个国家(地区)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79元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史研究开始在近代史领域兴起,强调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该书在同乡群体与同乡观念互动的视角中加入政治的维度,推动了社会文化史的展开。该书勾勒出了明清以来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互动的历史画卷。以明清同乡京官印结为切入点观察政治制度运作与出仕者社会生活,通过会馆禀请和衙门给示晓谕讨论清朝基层社会法秩序.

朱舜水在日活动再考

朱舜水在日期间，除了一些翔实可考的典型事迹外，也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疑点。由于这些疑点多散落在复杂隐微的生活背景中，也浮现于当事人矛盾苦恼的精神世界里，因此，钩沉和破解这些疑点，或许能为人们了解朱氏本身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提供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观察可能。这种可能，对于立体把握特定时期历史人物的本然状态，当有补益。

陶行知和胡适的徽州文化认同与家乡教育情结

在徽州人看来,陶行知与胡适是徽州的两位骄子,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发生社会影响后的各自差异,而对他俩相同的徽州文化渊源不甚明晰。对故乡文化的认同在陶行知和胡适的终生都有体现,尤其是早年生活中表现十分突出,他们早期文化认同的过程与表现和晚年体现的方式与结果是各不相同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默契地相互支持,共同创造新文化,协力改进家乡教育。

民国时期的北平同乡会

北平的同乡会和会馆一样都是旅京人士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很大一部分同乡会由会馆发展而来。同乡会具备了现代社团民主、开放的特点,其活动范围更加广泛,组织结构更趋完善,多数同乡会以联络乡谊、协谋公益为宗旨,在北京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地缘、业缘关系形成的同乡组织构成了一张社会网络,同乡人士在这张社会网络里,更容易形成信任,凝聚乡谊,在京畿之地获得同乡组织的帮助。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近代“宁波帮”是活跃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和影响力的商帮势力集团,曾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影响以及许多工商界闻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挂万漏一,在近代“宁波帮”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缺陷:就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背景之中,在一些传统的封建商帮(如徽商、晋商、淮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堤下日趋凋零的同时,近代“宁波帮”却能走出传统窠臼获得发展和兴旺。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还是蕴含着社会文化成长的真正底蕴?无庸置疑,近代“宁波帮”

毛泽东齐白石的书画情缘

伟人毛泽东与齐白石是湖南湘潭同乡,但齐白石比毛泽东年长近30岁,两人出生地也有一段距离。后来齐白石又离乡从艺定居北京,而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先后转战于江西井冈山、长征路上、延安等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才进入北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双方不曾谋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领袖与老画家的友情乡谊,才留下一段佳话。

林绍良与福清闽剧团

杰出侨领林绍良先生重感情、恋故土,爱国爱乡,有口皆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春风浩荡时节,福清闽剧团曾三度应邀出访新加坡,受到了林绍良先生等旅外福清乡亲的热情接待,那浓浓的乡情乡谊令人感动至深、感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