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贤会拉动人才返乡的建议

培育农村乡贤会,吸引“本乡本土”人才首先返乡,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目前人才返乡主要有资本返乡、产业返乡、公职人员返乡和乡贤会返乡四种模式。乡贤会在促进乡贤返乡常态化、维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聚合各种力量形成全产业链、促进村民与基层管理机构的沟通等方面作用显著,但仍然存在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返乡人才未能享受村民同等待遇、乡贤会内部机制不完善、过分注重招商引资、与政府关系尚需理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培育乡贤会,建立骨干乡贤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基层组织机制,推动乡贤会参与村落社会治理;创新政策机制,为乡贤返乡提供有力的条件保障;同时,还要重视传统节日与地方文化空间的传承和保护,推动实施乡村民俗振兴。

乡贤会嵌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内在价值及路径选择——以印江自治县“村两委+乡贤会”为例

面对传统乡村管理模式的诸多困境,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将乡贤参事会嵌入乡村治理,探索构建出"村两委+乡贤会"协商治理模式。乡贤会协商治理模式在经济带动、政治引导、文化引领、维护和谐以及生态发展等方面呈现出多维价值意蕴,这一模式内在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政治逻辑。构建乡村社会协商治理模式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传统一元管理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积极转变,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加强民族地区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一体"建设。

“三治一体”中的道德治理--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

近年,乡贤参事会在乡村"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其中不乏质疑之声。本文运用道德治理、协商民主与理想观察者理论,以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例,分析其在"三治一体"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研究发现,民间自主产生的乡贤参事会具有"理想观察者"的中立与公正特征,因此可以发挥协商民主的道德谈商与调控功能;其运行机制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主调控,在"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乡贤参事会作为道德协商主体,对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失灵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乡贤参事会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德清县乡贤参事会为例,总结乡贤参事会在乡村治理中的文化教化、政治参与、经济促进和社会调节四大功能,剖析其面临法律地位难以确定、群众自主性不强、运行机制不健全、存在功能异化风险等影响功能发挥的限制性因素,并提出培育乡贤参事会发展的土壤、建立权责明晰的主体关系和完善乡贤参事会运行机制三条建议。

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基于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调查

建构中国乡村的治理新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考察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政治制度安排与开放式协商运作机制,还原了乡贤参事会得以存在的政治文化基因:道德文化形塑现代公民气质,文化礼堂构筑"公共领域",游子情节力促权威回归,自治文化王权止于县政。进而分析了乡贤参事会运作中应该处理好的三对关系: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精英式协商与大众式协商。最后提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建立健全乡贤参事会的运行机制,规制乡贤参事会的行动权力边界,以乡贤参事会带动社会个体民主意识和能力提升,增强乡贤参事过程中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性,通过塑造乡贤文化保育乡村精英等几点建议。

乡贤及其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绍兴市孙端镇村级乡贤参事会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精英、资源大量流失,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现象。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背景下,充分发挥乡贤及其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构建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机制,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对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农村自治活力,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贤参事会及其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分析——以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呼唤基层协商民主创新,乡贤参事会作为一种新型乡村协商民主形式,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组织结构、职能、协商途径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其具有搭建协商平台、优化协商主体、促进政治参与、提升协商实效等正向价值,同时也具有代表性不强、精英民主挤压大众民主、规范化欠缺等负向价值。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精准扶贫中后期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功能探究——以松桃苗族自治县“乡贤参事会”为例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重点强调。而渝湘黔界邻民族地区,是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也是脱贫攻坚任务的重点区域。本文将对当地民族地区以“新乡贤”为主体成员的乡贤会组织进行探究,对该区域苗、侗族传统民间组织款组织进行功能性追溯,发掘款组织与乡贤会之间的信仰契约和功能性内在变迁逻辑。通过分析“新乡贤”等民间群体的社会历史多元角色定位及变迁路径,探索出一条依托于传统文化和传统民间信仰组织的创新性创造性少数民族脱贫之路,为省际交界的集中连片民族贫困区域推进脱贫攻坚、遏制返贫工作贡献政策建议和现实依托。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乡贤参事会为例

当前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剧烈变化,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探寻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各地正在实践和探索的新型社会组织开辟了乡村治理的新途径。这种新型社会组织一方面关注于公共事务,活动于基层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基层社会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政府保持或合作或依附的关系,并在政府主导的地方治理结构中生存发展。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并以乡贤参事会为例,描述了新型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形成及其作用发挥。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新型社会组织不仅能有效参与乡村治理,而且给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型村级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基于黔东Y县乡贤参事会的地方经验

在当前大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探索转型期适合各地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黔东Y县村级治理的案例分析发现,以新乡贤为代表的乡贤参事会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对创新和完善村级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乡村精英: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以德清乡贤参事会为例

乡村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其治理成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在"乡政村治"的格局下,我国乡村治理开始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新趋向。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之一,乡村精英在乡村社区的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基于德清乡贤参事会的案例分析,对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路径及其现实价值进行了思考,认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重塑农村文化价值,吸纳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自治,最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贤参事会建设和运行标准化研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以浙江省德清县乡贤参事会为例,剖析乡贤参事组织发展现状及问题,探讨乡贤参事会建设和运行标准化模式,为乡贤参事组织日常管理和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新实践——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给中国的乡村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努力方向,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有效的乡村治理,各级政府对此甚是关注。特别是在我国处于新时代的初期,农村复杂的工作形势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大批农村精英的流失。加强农村有效治理,促进农村善治的实现,便成了各级政府和广大学者的共识。为此浙江省德清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即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发挥其充当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桥梁的作用,形成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协同共治有效机制,开启了乡村治理新实践,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做出应有启示。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提升基层服务水平——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清实践

浙江省德清县通过组建乡贤参事会,积极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着力打造城乡融合的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标杆;同时通过组建"幸福邻里"中心,按照"3+X"职能定位,大力整合"碎片化"社区服务设施,提高城乡社区建设和服务整体水平。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一应更加注重参与治理实效,重点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二是努力夯实协商民主基础,构建新型政社互动关系;三是不断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实现基层服务的集成化。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H县的调查

在分析新乡贤的研究现状、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以H县“村两委+乡贤会”为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研究,剖析该组织运作的机制。H县通过搭建新乡贤交流平台、建立乡贤组织、健全规章制度、凝聚乡贤价值认同更好地发挥了村两委+乡贤会的作用。乡贤会在化解村民矛盾纠纷、推动农村繁荣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提出了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成立乡贤组织机构、建立新乡贤回乡的保障机制以及凝聚对乡贤价值的认同。

乡村治理中的乡贤参事:缘起、功能扩散与目标达成

以乡村精英为主体的乡贤参事会在现代乡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解决基层矛盾、构建基层社会自治体系、维护地方稳定方面,乡贤参事会及其成员扮演着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合作者等多重角色,促进了基层乡村社会资源整合、协商自治文化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凭借参事会成员本身在才学品德、乡土情怀、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政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以介入乡土社会的中心活动、服务与工作为途径,乡贤参事会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了资源枢纽与环境增能、文化涵育与意识增能、权利发挥与自治增能三方面的功能,推动了基层社区治理的发展。当然,乡贤参事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对外关系上来看,与基层多元自治力量之间角色关系不明确、权利界限模糊;从对内管理上来看,乡贤参事会的使命感不强且僵尸型倾向明显,甚至可能存在个人崇拜主义及黑化风险。

新乡贤参与下的乡村多元治理模式与价值——以浙江绍兴柯桥区齐贤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导致乡村内部缺乏内生力量领导村民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面对该困境,发扬乡贤文化、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各界共识。从概念上看,新乡贤的概念与传统乡绅一脉相承,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从实践上看,乡贤参事会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发挥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德治发展等作用。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与模式--以浙江绍兴柯桥区为例

面对当前乡村治理的严峻形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这一模式既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符合现实需要,在全国多个地区已经展开了实践。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乡贤参事会进行深入研究,考察乡贤参事会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探索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并反思乡贤治村模式可能存在的困境,以期深入理解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多元共治视阈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关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作为社会治理末梢的农村却长期存在公共服务“共同体”问题,多元主体缺位以及现有主体的角色偏差使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运作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以乡贤会为形式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完成了培育本土性社会组织,推动多元治理的探索。乡贤会承担了原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部分非行政性公共服务,解决了传统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困境,通过资金自筹、项目自理、因需定服保障所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运作的持续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