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

乡贤祠是祭祀当地德行卓著人的祠堂。明代自嘉靖、万历开始,乡贤祠逐渐迁移到文庙,有的地方文庙就是学宫,有的地方把学宫建在文庙内或文庙旁,更能突出乡贤祠的教化功能。为官一方的乡贤主要通过推广礼教、宣扬道德规范、旌德扬善、惩恶规过以及管理者的身教等形式教化本乡百姓,引导百姓施善避恶,净化当地社会风俗。以言传身教为主体的教谕、训导通过向士人传授儒家经书、程朱理学等途径以及自身的表率作用和乡贤祠的直观接触,教化士人。由于乡贤祠的教化,使一些百姓、士人见贤思齐,促成百姓向士人靠拢、士人向乡贤靠拢,有助地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代湖北士绅李道平的地方事业与入祀乡贤祠

李道平是清代湖北安陆著名学者、士绅,除从事学术研究外,他曾赈济本地灾民、修复儒学机构、修撰地方史料,举办、参与了多项地方事业。在这些地方事业中,李道平常常发挥主导或骨干作用,得到了士绅阶层的广泛参与,使得他们履行了道德追求、巩固了之间的交谊、加强了心理认同并深化了地域归属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基层文化交际网络。因学术及地方事业的突出贡献,经地方士绅提名和多级政府审核,李道平最终在去世后得以入祀湖北乡贤祠。其入祀过程体现了清代士绅阶层在地方权力运行中的影响,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控制的加强。

明清乡贤祠入祀制度演变探析

乡贤祠是文庙的重要建筑,一直是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在扬善惩恶、劝风引俗以及巩固国家地方政权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祭祀乡贤的活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长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明代乡贤祭祀制度自洪武开始至成化时期逐渐得到完善,但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存在较多漏洞。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入祀制度更加完备。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乡贤祠的作用更加突显,乡贤祭祀已成为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赵克生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

明代的乡贤祠、名宦祠在继承前朝之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二祠得以全面普及化和制度化,并与庙学紧密结合。乡贤祠与名宦祠是由国家、地方与民间三者共同构建,虽然出现冒滥之弊,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祭祀乡贤、名宦具有崇德报功、教化民众的社会意义。

明清徽州乡贤祠庙与乡贤祭祀研究——以歙县、祁门两县为例

徽州乡贤祠庙和乡贤祭祀曾在此地乡村治理和地域文化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乡贤祠是由国家、地方与民间三者合力构建的,明清时期徽州的乡贤入祀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当加大对乡贤祠的多重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的重视,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乡贤祠与乡贤祭祀具有较大作用。面对当下乡村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借以往之经验,为重建社会精神文明提供价值导向,也为地区治理提供借鉴。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

泉州府文庙乡贤专祠录

泉州府文庙旧有乡贤祠,在明伦堂之东(址今华侨大厦内),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创建。初名"忠孝祠",仅祀唐义阙林攒、宋皇城使苏缄二人,以后泉州地方忠臣孝子相继入祀。明嘉靖三年(1524)改称"乡贤祠",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计祀乡贤197位。

嘉定县学尊经阁及名宦乡贤祠碑记

夫学,所以造士也,而化民成俗之道,莫切于此。孟子称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岂非学校之设,其效必及于小民,而不专于士言之乎?朱子曰:学校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其敝也,以为虚文,而无与于道德、政理。呜呼.学校之为虚文,莫甚于今日矣。最下者,不过捃其弟子员,而课以科举之学,讲诵虽勤,谓遂足以端士习。

沧州文庙乡贤祠的历史变迁——从明代《新建沧州乡贤祠记》说起

一、《新建沧州乡贤祠记》的出土沧州文庙始建于明初,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明宣德六年(1431)至民国元年(1912),进行了20余次的复建修缮。2009年10月,沧州市委、市政府本着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提升沧州文化品位的精神,复建、修缮沧州文庙,历时三载,于2012年下半年完工。

西安孔庙名宦、乡贤祠建立暨入祀人名稽考

名宦、乡贤祠是孔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祭祀场所,其所祀之人要有功德于一方,"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1)。明清以来,二祠发挥着崇德报功、化民导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引导地方上的道德风尚,使其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

文人與義士之間: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元明時期,金華地區爲理學之重鎮,士人爲鄉賢撰寫傳記乃維繫鄉邦文化傳統的重要活動。鄉賢既是地方學術文化的代表,與他們相關的編寫某程度反映了風教之變化,也涉及地方崇祀鄉賢的機制。唐代詩人駱賓王是金華地區早期比較知名的文人,但其形象和地位到了明代中葉以後才得到肯定和提升。對於賓王書檄討武后一事,金華廟學公論、地方志傳鄉賢傳記等陸續將他由“作亂”改判“舉義”,又將其身分類目由“文人”轉爲“義士”。這除了見證胡應麟等金華後學爲其平反的努力外,同時反映明代中期以後文人之價值認同漸從道學鬆綁開來。在駱賓王的形象塑造背後,既有用以證明“文藝”可兼“器識”的觀點,卻又陷於“立身”還是“立言”才得以自樹的糾葛之中。剥離文學史視野而置於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不單可看到金華文教風尚轉移的側影,更是明代文人自我價值與定位其中一個重要的討論場域。以上關於立言、文士等的價值争議,在在透露了文學批評研究對史料的運用和詮釋,拓闊了其考察的維度。

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明代以降乡贤推举和祭祀研究

历史上的乡贤对地方贡献很大,是地方认知的代表。通过入祀乡贤祠的推举和核准过程,国家将这种地方认知归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对乡贤的祭祀和宣扬,国家又将国家意志以地方认知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国家意志得以普遍宣扬、传播,实现了国家意志向民间的渗透,达到了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良好互动。申报的过程是对乡贤美化的过程;入祠祭祀的过程,是对乡贤神化的过程。乡贤不但为地方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融洽的纽带。

明清乡贤考据述论

乡贤考据就是对乡贤的履历、功绩、乡里、封爵、官职等进行钩沉、考证,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为明清时期编撰乡贤传记、厘定乡贤祠祀提供准确历史信息。从事乡贤考据者主要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和乡贤后裔,虽同是考据,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旨趣和情怀。从学术特点看,乡贤考据以史、志为根本,重口碑乡评,主张考证必有所据,与“乾嘉考据”既有不同,亦有相通之处。

《崔敬邕墓志》书法风格探赜

《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史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楷书,29行,每行29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清康熙十八年(1679)此志于河北安平县出土,清康熙三十年(1691)冬由知县陈宗石将此志砌入乡贤祠壁,当时朝士争欲致之,拓无虚日,未及二十年而石已裂尽。《崔敬邕墓志》书法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拘.

铅印新版《循化志》书后

一 《循化志》八卷,传世本每卷卷题之下,统标“闽中海峰龚景瀚编,金台星泉李本源校。” 考龚景瀚字惟广,一字海峰,福建闽县人。先世累叶为名宦,曾祖其裕,祖嵘,父一发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等,多惠政,殁后皆祀历官地方名宦祠与原籍福建省城乡贤祠。 景瀚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举乡试,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成进士,归乡里居十四年。研究经史时务,凡古今因革必穷源竟委,求所以通变宜民之道。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一百五十年后看黎庶昌

遵义的郑、莫、黎,在海内外学术界颇负盛誉。然人们不知,原来的黎,不是指黎庶昌,乃是指黎庶昌的嫡堂兄黎伯庸,也就是庶昌任驻日大使时向清廷启奏在遵义为郑、莫、黎立乡贤祠,因而获咎的原来意义上的黎。盖郑子尹、莫发芝、黎伯庸三人,年少即过从甚密,

福建古代文庙建筑营造手法的规范性与区域性

文庙又称孔庙。最早的孔庙,建于孔子去世之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国在孔子故宅内所立之庙。之后,许多地方开始建孔庙或孔子庙。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改称文宣王庙;明永乐八年(1410),诏命全国统称文庙,与祀关羽、

泉州府文庙的当代教育功能

从唐朝开始,文庙实行庙学合一制度,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培养儒家人才的场所,其教育功能非常突出。但自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出现,不断削弱文庙的教育功能,文庙最终成为单纯的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场所。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回归,儒学的价值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儒学的主要载体之一,文庙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代环境下弘扬与传播儒学的主要阵地,文庙的教育功能由此重生。

七、孔庙里的人文景观

孔庙里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它相当于一所国家的古代名人纪念馆和各地方的名人纪念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比皆是.作为国家名人来说,最完备的儒家人物系列有五大圣人、孔鲤(孔子之子)、十二哲、七十二贤、七十七位衍圣公、中兴祖、南渡祖、孔子五世祖和由国家颁定的先贤先儒156人,加上各地方的乡贤名宦,总数在三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