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汉代乡廷有固定治所,乡啬夫或有秩常驻于乡廷治事。乡司得审理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游徼当按部(分地域)设置,并非按乡设置,亦非乡啬夫或有秩之佐贰。里父老是役职,定制每里当有十名父老,轮流执役,与里正一起征发赋役,共同维护里中治安。里正治事与里父老议事之所,称为"里治中"。乡、里属于籍帐赋役系统,亭、丘属于治安系统,二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

唐代乡里制下里正的发展与变化

唐代乡里制下的里正掌握着诸如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管理等重要乡村基层行政权力,其权力出自国家。里正通过上值制度到州县相关部门当差,其任用、考核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有唐一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里正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唐后期随着土地买卖的盛行,租庸调制也难以实行,里正难以完成固有职责而受到鞭笞,地位不断下降,同时里正从领取薪俸的乡官慢慢转向强制性徭役的职役,权限减小,权力和待遇都进一步降低,充当里正者渐渐变成了不学无术之人,受到人们的唾弃。

唐代乡里制在于阗的实施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新出贞元七年和田汉文文书为中心

本文以新发现的《贞元七年七月杰谢乡牒为请大王处分事》文书为线索,针对唐代于阗的乡里制度、杰谢与质逻的关系、于阗王的地位、阿摩支以及于阗陷蕃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本文所介绍的这件文书不仅首次证实了唐朝乡里制度在于阗的实施,而且是和田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晚的贞元年号文书。

“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田制、户籍、乡里制度,构成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三个支柱。“乡里制度”乃是由“乡”“里”“邻”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需要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户口原则与田亩、居地原则两种;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由户口原则向居地、田亩原则的转变,乃是古代乡里制度演变的根本性变化。乡里制度既是王朝国家实现其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性安排,也是王朝国家政治控制权力在县级政权以下的延伸。汉唐时期的“乡官”与宋元明清时期的“职役”,都是王朝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与运作,就是王朝国家权力("皇权”)向县级政权之下的乡村社会的延伸,是“下县的皇权”。

制度的地方差异性与统一性:隋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行

隋开皇三年春所颁新令规定的三长制,主要是针对山东齐国故地制定的,基本沿用北齐河清三年令而略有调整。开皇三年苏威奏置主理民间辞讼的乡正之后,属于司法系统的乡正与属于民政系统的三长(或二长)并存。开皇九年制书规定的乡里制度,是针对陈国故地颁行的,基本沿用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地区一直实行的以汉代制度为基础的乡里控制体系。大业三年官制改革后,以乡正、里长为核心的乡里制遂成为隋王朝控制乡村的基本制度。乡里制度在设计与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其实行地域的固有制度背景与可行性,故本身即具有非一致性或地方差异性;而在实行过程中则会逐步趋同,从而在实行层面逐步达至制度的统一性。

制度的地方差异性与统一性:隋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行（英文）

隋开皇三年(583)春所颁新令规定的三长制,主要是针对山东齐国故地制定的,基本沿用北齐河清三年(564)令而略有调整。开皇三年苏威奏置主理民间辞讼的乡正之后,属于司法系统的乡正与属于民政系统的三长(或二长)并存。开皇九年(589)制书规定的乡里制度,是针对陈国故地颁行的,基本沿用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地区一直沿用的以汉代制度为基础的乡里控制体系。大业三年(607)官制改革后,以乡正、里长为核心的乡里制遂成为隋王朝控制乡村的基本制度。乡里制度在设计与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其实行地域的固有制度背景与可行性,故本身即具有“非一致性”或“地方差异性”;而在实行过程中则会逐步“趋同”,从而在实行层面逐步达致制度的“统一性”。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并存乃是中国历史上诸种制度在其形成与实行过程中共有的特征。

“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王永曾唐代的乡里是封建统治机构的基层单位，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枢纽。可惜，各种历史典籍对唐代乡里职能的记载失之过简，今人的有关论著也很少见。１９８９年陈国灿先生发表了《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论述了西汉至五代乡里制度的由来...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遣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一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渐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

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 ,是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宋前期 ,乡仍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这种功能直到至和年间才因里正的废止及乡书手的变化而被基本剥离。随着经界法的实施 ,乡逐步成为了一种地域单位。里早在北宋就已遭到巨大的冲击 ,而到南宋中后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都逐步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 ,并在土地控制 (经界 )和人户控制 (编户 )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使用历史地理信息学的方法来研究丝绸之路,是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古代高昌地区为例,利用出土文书并根据高昌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可揭示出文书所见不同时代的地理信息。据新出资料并加以补充,还可展现出不同时期地理信息的丰富内涵以及有关的不同看法及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今后研究,可利用Google Earth地图与考古地图对照。一方面需要把古代文献、文书的记录还原到考古遗址当中,这样可说明这些古代城镇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做更详细的现场调查,使遗址位置与Google Earth显示位置相勘合,以便能更准确地说明这些遗址上的文物、文书的价值。

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

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刘进宝关于唐五代敦煌县乡的建置，陈国灿先生《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①一文作了详细探讨。陈先生指出：唐代前期敦煌共有十一乡，即敦煌乡、莫高乡、龙勒乡、神沙乡、平康乡，洪池乡、玉关乡、效谷乡、洪润乡、恳泉乡、慈惠乡。武周...

继承、异化与分裂:基层权力关系与权威类型的变迁特征

基层行政制度是社会学在农村的研究重点,也是研究农村社会问题不可回避之所在。榆林地区的基层行政制度经过了民国前、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制度沿革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中央及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威类型的变迁。文章以该地区的历史资料,分析了基层权力关系与权威类型的变迁特征,其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从地区行政区划来看,权力关系发生领域有其继承特性;从基层行政建制的设置来看,基层行政权力的异化是行政化后的新发展;从地方精英的权力来源来看,传统综合型权威逐渐分裂,而分裂后的各种权威之间又缺乏相应的平衡机制。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

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

本文通过考察全部已知的北朝墓志 ,结合有关文献记载 ,认为北魏洛阳里坊数以《魏书·世宗纪》之 32 3坊的记载最为近实 ,里坊名称已知 92里 ,以选取反映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准则及其褒义词作为里坊命名的基本原则 ,里坊的管理者是洛阳令及下辖文职官吏 ,其管理制度是魏晋南朝向隋唐过渡的桥梁 ,洛阳现存的乡、里名称 。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秦汉王朝对乡里族姓的规划与管理

秦汉碑简文献透露出乡里编户民长期"多姓均势杂居"。这是秦汉王朝规划乡里编户齐民族姓的结果。秦汉爵制先后规定五大夫或公乘以下的吏民在乡里比地为伍,在分异令的影响下,庶民多为五口之家,姓氏观念与宗族意识比较淡漠。里的制度性反复拆并和迁民,不断离散自然聚落,剖散族姓,从而抑制基层强宗大姓的形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乡里族姓只在户口登记时才以书面形式呈现离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