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贵州乡里社会的凝聚——“村BA”热潮下的历史思考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睦邻友善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通过对近来在贵州地区爆火的“村BA”热现象进行历史性梳理,结合文献研究与图表分析,发现自明清以来,在自身内因与时代外力的协调作用下,贵州地区乡里联系的紧密性在不断提高,最终乡邻间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凝聚力,这对后世乡村发展产成了深刻影响。“村BA”的出圈即是对贵州乡里社会拥有强大向心力的良好印证。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

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点是温情说教的礼与暴力强制的法在维护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和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前提下的有机结合、共同为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基层乡里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并始终贯穿于基层乡里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中，表现为礼法并用以广行教化，注重对基层社会的思想统治；法律强制推行什伍保甲，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

40年来秦乡里社会研究综述

乡里是秦汉时期的基层组织。40年来,学者们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和传世文献,围绕秦汉乡里制度、土地制度与阶层构成、户口和赋役制度、秦人的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秦时民间信仰及思想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秦下层百姓生活的了解,丰富了我们对秦乡里社会整体风貌的认识,同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秦乡里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本文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以华北与关中地区诸政权为例证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是在乡里社会生活基础上存续的。胡主先是依赖同乡建立政权,吸纳在地乡党入仕,同时,扶植流亡的乡里宗族,设立侨郡,使之壮大,既而恢复乡里选举制度,加强对乡里人才的拔擢与管理。这些都说明了胡主对乡里社会的深刻理解和实际控制。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乡里宗族的支持,甚至有些胡主及其家族自身也壮大为乡里宗族。围绕乡里社会生活,展开对乡党、乡里宗族、乡里制度的经营,是胡主深化和加强自身统治,并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复杂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

西魏北周关陇豪右的乡村世界与乡里社会

西魏北周关陇统治区内,由胡汉民众自发形成的自然聚落散布其间,这些聚落群体被称作"坞壁"或"乡村",关陇豪右便主要生活在这些由"乡村"构建的生活世界中。关陇豪右更通过"乡里"与外界建立联系,"乡里"本身具有的阶层化功能被用来进行社会分层,关陇豪右根据各自在地方影响力的大小被区分为豪右、乡望与首望三个层级,而经由阶层分化构建出层级有序的乡里社会。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地方大姓与乡里社会

张、李、黄、王、陈、区等十余姓为东汉长沙大姓,他们家资不菲、蓄养奴仆,并凭借家族声望,或参与乡里选举,或担任属吏乡官,在地方社会具备一定影响,对基层社会治理亦有重要贡献。然而,部分大姓掾吏目无法纪、知法犯法,部分大姓族人肆意妄为,或盗窃、抢劫,或械斗、仇杀,对地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通过对长沙大姓的考察可知,汉代江南地区的宗族尽管在地方社会实力强大,但规模有限,其影响力不及中原豪族。

谕众劝俗:木铎制与明清乡里社会的政教实践

一、明清木铎制的源起与流变“铎”源起于夏商时期,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框内有铜舌者称金铎,木舌者为木铎。“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所以“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作为警世和教化的象征,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表述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乡里是秦汉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四百多年的历程中,秦汉国家在乡里治理上多有创新,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又是社会演变在政治领域里的反映。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深刻教训。

乡里社会与十六国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

从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到隋朝统一南北,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是如何从遭到巨大破坏的境地逐渐走向复兴,成为通向隋唐文学的关键一环的?南朝文学的北传,曾是这个问题的常见答案。然而,纵观整个十六国北朝文学发展脉络,外部因素并非是推动其文学力量复兴的根本原因,它的内在生机是在其本土的乡里社会中孕育的。乡里坞壁对西晋末年文学的存续之功,北方乡里社会中的中下层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的文学互动,三长制推行后繁荣的乡里私学为北朝培养的大量寒族士人等,是这一文学发展机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要素。乡里社会塑造了北方文学,它的"底层性"所凝结的精神价值,是其超越南朝文学的重要方面。

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结构较之前有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家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乡里基层组织的建立,国家权力快速向基层社会延伸。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确立,乡里基层组织构建更加完善,其职能儿乎覆盖乡里社会各方面事务。

乡里社会与十六国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长安、洛阳和邺下曾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和描述对象。但是,“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道路。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文人隐没于更为偏远之处。关于北方地区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事实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至少有大批流民是“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

“乡论”社会与十六国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

本文的论述对象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所产生的基本的文学价值观念。十六国时期,与南方士人主要聚集于城市不同的是,北方士人大多居于乡里,与宗族聚居。乡里社会的舆论环境,对于乡里士人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乡论"社会的形成与汉魏以来的乡里选举密不可分,故"存重儒教"是其基本的精神价值追求,这导致当时士人重视文学的讽谏功能。另一方面,"乡论"社会趋于保守和复古,注意保留西晋的一些文学传统。

河北省乡村汉人社会丧葬仪式的考察与探微——基于河北省献县地区的个案研究

丧葬礼仪从古至今在仪式上就受到民众的普遍重视。在对河北省献县地区丧葬仪式调查搜集的基础上发现,近年来仪式呈现出墓地家族属性弱化、丧事采办用物市场化、丧礼仪式情感与场所的部分缺失等一些变化,但是,群众心目中的仪式依然具有抚慰生者、安慰亡灵的双重作用,同时,仪式对民间社会及相关利益群体发挥着慰藉、聚合、规范和教化等功能。

清代边疆地区乡里居民概况——以辽宁地区为例

清朝初年,战乱、壮丁从龙入关等原因造成辽宁地区人口稀少。此后,在清廷八旗驻防、招民垦荒以及流放政策的导向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辽宁。边疆驻防旗人、出关谋生的流人以及流放于此的流人,成为清代辽宁乡里居民的主体。

从石刻文存看汉代基层社会的经济自治

汉代国家政权对乡里基层社会的经济控制并非主导一切,里的经济自治对行政控制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里中经济自治有两类社会组织,一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治组织"父老单",这类组织由里父老倡导富户自愿捐款购置田产,以解决祭祀等公共经济开支。二是半经济自治组织"正单",该类组织有国家官吏支持组建,有固定可靠的经济来源,有共同遵守的规章管理制度。这类组织的目的在于均轻赋税、均平徭役,解决基层农业生产事务上的困难。这两类经济自治组织缓和了基层社会矛盾,对稳定里小共同体起到了行政控制不能代替的作用。

论刘健的政治个性与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文化特色

明代名臣刘健历来是以一种贤臣良相的政治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又是以其个性人格为基础的。在刘健个性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刘氏家族的教育传统、洛阳乡土民风蕴育的思维习惯、伊洛之学的学习氛围等,在不同程度上形塑、规约着刘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奠定了刘健后来仕政风尚和政治个性的基础。由刘健的政治人格影响其在朝廷政治中的作为,反映出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文化与朝廷政治文化取向的一致性。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乡里遗民社会与“五凉”文学物质的形成——西晋末年北方文学存续之一例

西晋末年（303～317）以后，地处西陲的凉州地区因其暂安的社会环境，成为晋末文化存续之地。而凉州文学发展之主体，并非中原移民，而是本土乡里著姓。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著姓参与扶持了晋愍帝政权，这一政治活动，给凉州人造成了深刻影响，是其长期坚持西晋遗民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的对话——“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综述

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的对话——“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综述徐永康吴晓梅１９９７年５月下旬，历尽苍桑的“六朝古都”开封，风和日丽。风格古朴的河南大学校园里也显得比往日更为热闹。这里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及美国的四十余位学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