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民国乡镇保长与政府、民众关系再探讨

民国时期,乡镇保长是政府和民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除部分乡镇保长利用职权垄断乡曲、贪污腐败外,大部分乡镇保长会极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寻求平衡,在尽可能完成政府布置的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本乡镇保的利益。在法律的约束和民意的监督之下,乡镇保长与政府、民众之间维持着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乡镇保长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

国民政府试图借助保甲制度以改良中国基层政制的梦想为什么最终以乡镇保长的群体"劣化"而匆匆收场?作为"公正"的历史记忆为什么只会留下他们的斑斑劣迹?追寻民国保甲制度推行的历史轨迹,民国乡镇保长劣化的背后深隐的则是战争年代乡村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极端贫困,而乡镇保长的各种劣行仅仅是战火蹂躏下乡村民众苦难生活的一个掠影。不过,乡镇保长群体的劣化,并非尽系个人品质之不良,实为连年战争之影响及国家基层政制建设之异化。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乡镇保长不仅担负着超负荷的工作,也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催逼和严惩,而自身待遇之微薄,亦促使其在执行任务时以权谋私且用尽手段。以甘肃观之,战争的残酷和制度的扭曲酿成了民国时期乡镇保长素质的整体性蜕变。

民国保甲诉讼中的“罪名”与“罪行”——以甘肃保甲讼案为中心

中国皇权时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般求助于低成本的"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和礼法教化。自民国以来,乡村社会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各类诉讼的与日俱增,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之相关的保甲诉讼更是日渐频繁。综观这一时期的保甲诉讼,诉讼之主体与客体之间不仅存在个人恩怨、集体性利益、乡镇保长与民众的对立,亦含有政府权威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透视上述各类案例,人们仍能感受到战争年代农村社会的贫困和农民生活的悲怜。生性保守、害怕诉讼的朴实乡民之所以会诉讼频繁,其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这一时期沉重的田赋兵役和繁苛的临时摊派,亦折射出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中国农民对生存权利的追求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抗战时期甘肃保甲制度的重构及其异化

抗日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而旨在乡村社会治理的保甲制度亦在战争的推进中发生着质的改变。抗战初期甘肃省政府在坚持抗战的使命下,开始着力于保甲制度的重构,并希图借此来加强民众动员,征集战争物资。然而,战争年代沉重的兵役田赋不断冲击着普通民众的生存底线,而征兵纳粮过程中的诸多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着民众的心理疑惧,撕裂着其对乡镇保长仅有的一丝同情。同时,乡镇保长工作的繁苛和低廉的薪资待遇亦使良者隐退而劣者钻营,乡镇保长一职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本为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保甲制度最终沦落成为国民党政府征兵纳粮的代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