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城乡生计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代际比较研究

人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机制。跨地域的生计情境下,作为乡-城流动人口重要生计策略的留城或返乡选择,受到城-乡两套生计资本的共同作用。区分了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生计资本与乡村生计资本,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推拉理论,利用2018年“外出务工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生计资本对其返乡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城-乡生计资本共同作用于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城乡生计资本对返乡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更强,受金融资本和乡村自然资本的影响更大。城乡融合发展中,无论是加强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吸引还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都需要针对其城-乡生计资本优化精准施策。

乡-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城的行动机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乡-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城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相关学校等七大利益方。根据各主体在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上的水平高低,将七大利益方划分为义务主体、反馈主体、实施主体和平衡主体。这四大主体在行动机制中以各自的职权扮演着不同角色,共同构建起乡-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城的行动机制。

集成DEMATEL-ISM方法的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扩面”一直是社保工作的难点与重点,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其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具有内生联系?联系强度为多少?本文从乡-城流动人口“个体-职业-环境”三维特征体系出发,选取了影响社保参与意愿的15个因素,应用集成DEMATEL-ISM方法对此15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到一个影响乡-城流动人员参保意愿七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依据所构建的解释结构模型,为提高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意愿提供了几点思考。

乡-城流动人口的阶层分化、重构与差异化融入

本文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分化加剧,雇员、雇主、自营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雇主的月均收入接近雇员的两倍,具有较好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有利阶层正在崛起;同时,社会融入也呈现明显差异,雇员比雇主和自营人员更易进入城市社会福利体系,而有定居城市意愿的雇主和自营的比例则高于雇员。流动人口群体日渐分化为＂技能型＂＂资本型＂＂雇工型＂＂流动型＂四大典型社会层级。所以,采取差异化融入策略,从有利阶层中激发并培育＂潜在中产阶级＂,同时带动新兴潜力阶层＂新型工人阶级＂及＂新型职业农民＂的重构与融合,推动流动人口在总体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中顺利融入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

我国乡-城流动人口户籍转移意愿分析

本文根据"2010年上半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现阶段乡-城流动人口转换非农户口的意愿情况,以及不同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对非农户籍意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序引导乡-城流动人口进城落户的合理办法。

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

在近二、三十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可能因户籍性质、户籍地点、年轻(故而缺乏工作经历和经验)而成为中国目前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文章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框架,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探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模式、特点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与其他相关人群相比,该群体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是最低的,处于三重弱势地位。该现象说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制度及结构性因素所抵消;同时,文章的发现也挑战了"市场经济在纵向上,一定会促进权利和法律平等"的观点,暗示社会融入的进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呼唤打造一个更为包容、不同人群平等相处的和谐社会。

我国乡-城人口流动与缓解城镇失业问题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城镇高失业状况与庞大的人口流动规模并存的现象 ,简要介绍了托达罗 Todaro 模型的内容及其含义 ,并根据模型对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缓解我国城镇失业压力的政策措施 ,即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距 。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由于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别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制约因素。但劳动力流动同样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其实就是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过程。现阶段消除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各种制度因素是加快劳动力乡城流动、缓和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促进人口流入并融入城市,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但程度有所不同。个人特征中性别、婚姻和教育程度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子女随迁、自有住房和较高的家庭收入等变量,能够较大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尤其是自有住房;从社会经济特征的维度看,参加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随迁家庭的配套政策,并提高其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融入——以浙江金华市区为例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人口“乡—城”流动下城镇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测:以西安市为例

本文运用人口发展方程与回归预测方法建立了人口"乡—城"流动规模测算模型,根据社会保障精算原理构建了人口"乡-城"流动下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对2009-2020年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2.93%,由2.67亿元增长到10.19亿元,其中,由"乡—城"人口流动引发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从1232.75万元增长到2.58亿元,年均递增31.85%。

乡—城流动中西部农民工的创业需求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乡—城"循环流动,会分化出"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两类创业主体。外出务工农民中有约55.0%的人是潜在创业者,他们的资金、社会资本的需求满足程度相对较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呈动态变化趋势,其创业需求满足率和满足度也都较低。要充分尊重两类主体的创业需求差异,以"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建立有针对性、差别化和动态化的西部地区农民工创业扶助制度,并加大贯彻执行力度。

乡—城劳动力流动、工资决定机制与劳动市场政策

对Fields(2005)的研究进行扩展。在乡-城劳动力流动理论背景下,运用洛伦茨曲线分析三类劳动市场政策在具有不同工资决定机制的四个"HT类模型"中对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经典HT模型不同,在其他三个模型中工资补贴和就业补贴之间的"等价性"不再成立,而且现代部门收入控制政策和传统部门收入改善政策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以现代部门规模收缩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应当配合使用各种劳动市场政策。

“代际改善”还是“故事重复”?——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纵向变动趋势研究

通过对多期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文发现:在1982-2005年间,所有人群的职业地位均得到改善,青年人的改善幅度更大;在任何时点,与年长人群相比,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始终较低,未有显著的"代际改善"特征,而传递着一定的"故事重复"信息;然而,2005年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1990、2000年同类人群的职业地位。这表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既非显著改善、亦未完全重复,而是较为复杂,或许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截然界分。但是,社会分层的故事却依旧通过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而继续传递和再生产。

人口流动对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

运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比较流动人口和未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的差异,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估计流动以及不同类型流动对其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对社会保障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和未流动的人相比,流动的人参加社会保障的概率更低,降低幅度约为9%;乡-城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的概率低于城-城流动人口,降低幅度约为12%。

流动中的社会性别体系——《第三期四川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之“受流动影响的人群”的初步分析

性别机制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农村女性的流动具有减弱和强化传统的性别机制和社会分层的双重作用。在现有的"城-乡制度框架"中,性别关系呈现出有变化而没有飞跃的特殊形态。

购房能提高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吗?——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关系着其幸福感水平,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流动人口整体而言,购房能够显著提高其幸福感水平,但对于乡-城流动人口来说,受更大的还贷压力以及流动性约束等负面效应的影响,购房并不能使其幸福感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因此,对于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助其实现"住有所居",从而提高其幸福感,当前实施的"租购并举""租购同权"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体现。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并不会随着购房数量增加而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政府需要拓宽投资渠道,防止资金过度地向房地产集中。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最主要的差异集中表现为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公共资源的获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差分及因户籍地引起的内外之别共同作用于个体社会保障的可获得性,三个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梯级差别,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弱势;而且,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而在经济欠发达之地,他们与本地市民的差距较小,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些发现表明,各级政府改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地区现行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约维系着不同身份人群之间在公共资源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的不公。

从约会到同居:“他的”和“她的”同居决策比较--基于“90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质性研究

未婚同居现象在中国日趋增多,但对于年轻人如何从约会发展到同居、性别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同居的动机与意义还缺乏研究。本文通过对94名正在同居和近期经历同居的"90后"乡-城流动青年的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探讨了影响年轻人从恋爱交往向同居转变的因素。研究发现,流动青年受访者的同居,无论男女大部分发生在有结婚意图甚至是订婚之后,但在同居决定如何受结婚目标推动上出现了明显的性别特征,女性更多地因道德规范压力,男性更多地出于经济和时间成本。同时,一些流动青年的同居决策也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如为了相处或居住上的便利以及意外怀孕的发生,往往会推动男女加快向同居的转变;经济层面的考虑对同居决定的影响则因性别而异,女性更有可能出于经济需要而加快同居,而男性更多地因经济紧张而推迟同居。总之,传统性别文化规范和农村婚姻市场变动延伸到同居,并影响流动青年男女的同居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