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测算与分析(1979-200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农村人口迁移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一直是个未知的谜。本文借助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历年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具体规模进行了测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变动规律。

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龄化——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城人口迁移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远大于老年人口,我国乡-城人口迁移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流动。乡-城人口迁移会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老龄化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其影响既包括农村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也包括农村青壮年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而产生的影响。那么,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则是揭示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老龄化演进机理的一个重要视角。

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养老困境及应对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产生较大影响,使得农村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困境问题日渐凸显。为了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和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养老困境,则须加快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改革进程,并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重要功能,建立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功能互补、其他养老方式补充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农村土地权益对乡—城人口持久性迁移的影响研究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不完全、不彻底,而土地产权是影响人口迁移最强的因素之一。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提高乡-城人口迁移的持久性。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老家的土地权益主要体现在农地与宅基地两方面,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使农地与宅基地的市场发展状况截然不同,两者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对比影响有待研究。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家农地、宅基地两种土地权益对乡-城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家农地、宅基地的面积对乡-城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而且宅基地的影响更大;跨省迁移会减弱老家农地、宅基地对乡-城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负向影响,老家农地、宅基地对于省内迁移的乡-城迁移人口影响更为突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住房、土地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快速城镇化相伴而生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乡—城人口迁移已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体。在影响人口迁移的众多因素中,住房与土地的影响日益突出。文章回顾了住房、土地与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相关文献,总结了住房、土地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其结果会对农村人口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根据"年龄—迁移率"理论,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的1%人口抽查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等数据,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乡—城人口迁移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这将对农村传统养老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将会引起农村养老资源供求失衡。应加快推进农村养老制度变革,提高农村社会养老资源供给能力,以弥补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和供给不足。

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龄化研究综述

在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流动的结果必然会加快农村老龄化进程并加深了农村老龄化程度。本文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龄化的内在影响关系等问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述,从而为积极应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老龄化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阶段转变及政策启示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城镇化在2010年之后已经从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且减速趋势持续加深。从人口角度看,城镇化减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规模和潜力渐趋下降。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应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战略,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和特色城镇发展;着力推动解决各种"城市病"问题,改善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夯实城镇化发展的根基;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户籍政策与公共服务政策等相关政策,促进城镇化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Eff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Consumption Growth of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Varying Parameter State-space Model

The research constructed varying parameter state-space model and per- formed estimation on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migration and aggre- g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basis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consumption growth made the most contribution to aggregate consumption growth, followed by urban-rural migration caused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ption growth kept stable, but consumption caused by population growth was decreasing. Therefore, China consumption growth mainly relies on urba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urban-rural migration.

中国城镇家庭户数量、“家庭户城镇化率”变动及其贡献因素分析:1995～2015

本文测算1995~2015年城镇家庭户数量变动情况,计算"家庭户城镇化率",并分解不同的贡献因素对城镇家庭户数量和"家庭户城镇化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1995~2013年城镇家庭户数量稳步增长,2013年以来出现下降,"家庭户城镇化率"随之放缓,相关贡献因素也出现新的变化;(2)城镇人口迁移增长和区划变动增长一直是主要贡献来源,但近年来贡献度有所减弱;(3)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一直较小,"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有微弱增长;(3)近年来家庭户规模小型化、家庭户和集体户之间人口流动的方向都发生逆转,两者的贡献都"由正变负"。

养老金红利:理论与来自中国的实证

"乡—城"人口迁移会对城镇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现存群体和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论文运用迭代模型证明了农村迁移劳动力能够提高城镇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内现存群体的养老金水平和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总效用,从理论上界定了养老金红利和其存在的条件。基于对存在条件的判断和规模测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养老金红利存在于中国并有助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度过财务不可持续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