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以书为伴,做幸福的读书人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幼儿教师成长与发展的路上,读书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既有助于幼儿教师获取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又能帮助幼儿教师找寻自我,丰富内心世界。同样,对幼儿来说,一本好的绘本,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都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浸润他们的童心,点亮他们的童年。本期,我们聚焦幼儿园阅读活动,感受师幼以书为伴、以书润心、以学增慧的美好画面。

汉《熹平石经》书人问题述评

关于东汉《熹平石经》的书人问题,历来错误认识较多,尤其是多认为蔡邕一人所书。对此,后世渐有异议,有加以整理评述的必要,并可进一步分析其参与者的范围、身份、阶层。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及相关问题考探

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是唐代墓志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撰人具有纯熟的文字遣运处理能力,书人、题额者拥有精湛的书法技能,三者联系紧密。唐代墓志暗含大量的撰人、书人、题额者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对墓志中职业撰人、书人、题额者进行勾稽,厘清撰文、书碑、篆额之关系,使唐代墓志之撰文、书碑、篆额工序的大体流程得以略窥,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考究补阙。

六朝墓志的撰者与书人身份辨析——兼与王志高、华人德等先生商榷

随着六朝墓志出土数量的不断增多,墓志的书法艺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亦随之越来越多。然而,关于墓志参与者(撰者、书人)的身份问题,学界仍是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在于对墓志撰者、书人、刻工的具体分工认识不清。据出土墓志及相关石刻资料判断,六朝墓志在文字形成与刊刻过程中,确实存在撰者、书人与刻工的不同分工。在明了墓志书法参与者具体分工的前提下,再综合考察六朝士人参与墓志书写活动的可能性,以及自东晋至南朝墓志设置目的的变化,基本可以认定六朝墓志的撰者身份:东晋墓志的撰者多为墓主亲属;南朝墓志的撰者则由墓主亲属拓展至友人,其中皇室贵族的墓志甚至由著名文人担纲。而六朝墓志的书人情况,则较为复杂,应区别对待。如此,方能使六朝墓志书法的艺术价值得到客观定位与公正的评价。

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

本文围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一文对清中期以来镇江地区书法人物的梳理,就碑学兴起后练习北碑对书风的影响,以及碑学与帖学的争论展开了论述。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虽然是一份书法理论研究的地方文献,但所论述的问题却是书学理论的精要,对书论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和书法史学意义。

辽宁地区辽金元石刻书人考论

从辽宁地区出土和发现的现存石刻中,可知书人相对较早者为辽、金、元三个朝代的人,其石刻颇具地域特征。本文就其石刻题署特点、书人身份进行考述和论析,以勾勒出这一大的历史时期辽宁石刻题署的文化价值和书法史学意义。

南北朝碑志的书人及其书写心态辨析——兼及《瘗鹤铭》署名“陶弘景”、《郑文公碑》署名“郑道昭”问题的探讨

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和墓志,主要出自官府中擅长书写的中下层文吏之手,书体主要是公文楷体。在南北朝社会,碑志书写属于"辛苦笔砚之役",名流书家普遍"耻于碑石"。有关南北朝名流书家"题写碑榜"的史料记载多指门桁碑石篆隶额题,而非书写碑文。陶弘景和郑道昭自觉自愿书写摩崖大字的可能性不大。

三国吴《国山碑》的书人与书法

《国山碑》，又称《封禅国山碑》《囤碑》。天册元年（275），孙吴废帝孙浩得玉玺于吴兴，文日“吴真皇帝”，遂改明年元为“天玺”，刊石告禅干宜兴国山之阴的离墨山。

《四库全书》馆的山西献书人

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动用全国人力、物力,按照封建政治标准,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而成的一套标准本藏书。在这套标准本藏书的基础上,又由许多著名学者撰写了一部我国最大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及《总目》附入存目之书,大多来自民间。为了使读者知其书之来历,表彰藏书家“珍?资益之善”,清高宗命令在《总目》中注明各书的来源。

明代石刻书人任道逊考

明代石刻书人众多,但大多湮灭无闻,曾任中书舍人的任道逊即典型的一位。任氏之名曾显于书法史,所书石刻亦流传后世,但关于其身份、卒年、石刻题署,相关文献记载有诸多疑窦和矛盾,需要钩稽澄清。

嘉业堂主刘承干的藏书人生

近代浙江湖州吴兴南浔镇人刘承干一生痴心藏书,醉心刻书,用心护书。他倾巨资藏书刻书聚书60万卷、20万册,并精心设计建造嘉业藏书楼用以庋藏。在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交织的民国时期,嘉业堂藏书最终难免散出的厄运。刘承干的藏书思想与实践远远超越了传统藏书家,彰显了一代藏书家矢志守护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高尚情怀。

魏晋南北朝抄书人对传播典籍与文化的贡献

在戎马驰骋、干戈日接的魏晋南北朝，有一种称做“佣书”的行业，很受一部分士人青睐。所谓“佣书”，就是受雇为官府、寺观和私人抄书，换取薪金，以养家糊口。从事这项劳作的人大多是贫穷士人，他们有一定文化，书法较佳，所以恃此一技之长谋生。他们工作艰辛，暑天挥汗，冬天呵寒，终日伏案，墨耕笔耘，面对枯燥乏味的工作，必须忍受寂寞，确保抄写质量，否则雇主要罚工钱。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

读书人万岁

我出生于湖南岳麓书院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有别的。只有书。书架上、箱子里、墙角旮旯全是书。我从小爱读书。起初看小人书。小人书看完了，就看大人书，家中有四个大书架，我从最低层能摸得着的地方信手拈来，拿到什么看什么。连蒙带猜地把家里的书几乎看了个遍。

书事 书人 书史——读《老湘雅故事》有感

清人章学诚说过：“史学所以经世，顾非空言著述也。”在政治学还没有移人中国的时代里，史学曾经长久地托负着天下的政治意识：“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之以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迹，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为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融入了后来的国运和世运中。同理，作为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以及各方面工作浓缩精华的校史，也就成为了一所学校“自我反省”并寻求超越和确定航向的重要指针。

你还在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

余秋雨说过一个段子。他在书摊上遇到了《文化苦旅》的盗版书，支支吾吾地指出了一下，于是书商勃然大怒。老余说：“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笔者按：不知他对谁有办法)。”余杰说：“在北京，掌握真理的是……出租车司机(笔者按：小余一定是被哪个司机侃晕了)。”关于追求漂亮女人，鲁迅说：“我是不敢的。”我喜欢玩味这些丢人的话，胜过喜欢去读他们那些颇有气势的文章。

书林余话——写书人

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流传大大便利了.但刻版先要写好底本才能登木,所以写是第一道工序.宋版书之所以被后人视为奇珍,第一,年代久远;第二,刻字精工;第三,写手虽不出于名家,但起码是当时书写的能手,笔划俨有欧虞遗范;第四,校勘比较仔细.传世古籍之可珍,大都不出此四项.遗憾的是这四项优点越到后来越不能保证,首先校勘方面出的问题较大,“校书如扫落叶,愈扫愈多”被提出来了,到了明代晚期,一种纵粗横细的字体出现(如今天的铅字),号称仿宋,实则“数典忘祖,名存实亡”.欧风东渐以后,传来石印影印,在技术上为印刷业增添异彩,比起木版刷印又省时,省费多多了.

接书人:翻译工作的把关人

众所周知，国内的计算机图书多为直接翻译国外的相关书籍。随着译者的日益增多，翻译水平也参差不齐。那么，怎样保证计算机图书的翻译质量呢？“接书人”这一角色，解决了该难题。

汉《西岳华山庙碑》书人考

关于汉《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之义,自唐代以来,历来各有说法。今人启功先生曾撰《汉〈华山碑〉之书人》一文,启文一出,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谳。而作者在整理清代笔记、日记中书画史料的工作时,发现了几则资料,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认为郭香并非为《西岳华山碑》之书人。至于徐浩说书人为蔡邕,恐亦不能相信。虽此碑的书人并未能确定,却亦解决了"郭香察书"的问题,也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