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书体论

本文对“行书”之名及其含义，行书的起源，行书与草书、楷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王澍书论中的书体论

王澍(1668—1743)是清代有名的篆书家及金石学家,其理论著述颇丰,于书家评述、碑帖考辨及技法研究多有贡献王澍在其书论中的书体论里强调“瘦劲”、“自然”,堪称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观念在清代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

两汉文学批评之史书体论析

史书体是两汉文学批评重要的言说方式,其体制又可细分为史传体、史赞体和史志体三类。史传体批评主要是以“叙”为外在的语言呈现,寓“论”于“叙”中;史赞体批评则以“论”统摄,兼具抒情、叙事;史志类批评以目录方式结撰文学批评,开后世文集类批评文体之先河。

北朝书体演变的生动见证——《王绍明墓碑》碑主身份及书法价值考略

《王绍明墓碑》刊刻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1979年发现于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川镇境内,该碑面世以来书法界鲜有考证研究。从碑刻内容及形制分析,应是一方西魏时期罕见的小型墓碑。依碑文提及的官职、军号和籍贯等信息合并分析,可断定碑主应为出生于今甘肃省秦安县境内,任职于河州的军事将领。碑文书法布局规整,字型扁长,字体楷书意味明显,拙雅互用,笔画带有隶书痕迹。由于秦州地区东接关中平原,西通河西,加之佛教东传等因素影响,该碑书风上既有“凉州书体”的基本特征,又深受“长安书体”的影响。《王绍明墓碑》与同时期河西陇右地区的石刻一道,构成了北魏西魏之交书体变革的生动景观和独特审美现象,因而颇具书学价值。

名篇赏读·《书体的种种名称》

读一读(全文共计955字,建议阅读时间1分钟)书体的演变过程中,以及某种书体结构形态定型之后,书体的名称并不统一。比如篆类的字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籀文、大篆、小篆等不同名称;草书又有稿书、章草、今草之别。隶书、行书、楷书也有种种别名。很多时候,人们命名书写体式,是根据用途而言。

北朝“长安书体”的艺术分期及影响

“长安书体”是北朝石刻书法中的地域性书法代表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在分析其概念形成及研究现状基础上,阐释了“长安书体”构成体系,重点分析了它所经历的萌芽、发展、成熟、衰亡、复苏五个时期的书法特点、成因及影响。研究认为,北朝时期的“长安书体”是由多民族、多区域、多文化构建而成,从早期的厚重、粗糙、随意、犷野向圆润、婉丽、秀美、工整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一种融合南北书法基因的新风格,即在刚毅、雄强中蕴含着秀美和内敛,具有包容吸收、融合创新、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在关中地区的汉化过程及其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悬泉汉简书体及其书法析论——兼谈早期行书、楷书特征

本文以《悬泉汉简(壹)》刊布的简牍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了历代关于“书体”的考述,结合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人为区分,进行了“书体”与“字体”的辨析。然后根据悬泉汉简字形的特征和差异,分书体论述了早期隶书遗迹、规范隶书、俗笔隶书以及草书书法特征。同时重视书体间的联系,分析早期行书和楷书在笔势、笔法、结体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并认为悬泉汉简反映了汉代多体混杂的实用性书写状态。

姜亮夫与小篆书体演变研究

姜亮夫曾自述其治学的根本重心,在于以“语言及历史”为“根本问题”之两事,而语言文字的研究则是其根基。以小篆研究为例,姜亮夫通过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秦文字”与“东土文字”在体例结构上的差异,分析小篆的成因,并从笔画、方位、偏旁等五个方面总结小篆的改易规律,从而指出小篆在中国文字与书法史上所具有的总结性转折地位。

你了解书体的演变过程吗

汉字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秦汉时代,汉字书体变迁最为剧烈。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产生。文字的变化和书体的成就对以后的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书法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中东晋的王羲之最为有名。

魏碑书体在大同文化建设中的创意与表现

大同魏碑书法艺术为从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在今大同建立拓跋政权,到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近一百年里确立的书法艺术形式。现将平城时期大同魏碑书法艺术与现代设计艺术相结合,使大同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品牌包装设计和商业标识设计中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为大同城市文化建设展现古都文明形象提供新思路。

“三通”与中国古代的“政书”

介绍中国古代的政书体史书,谈谈它的性质、起源和具体内容,以及这种史学著作对于阅读历史、研究历史文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探

“说书体”小说是指在民间说书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该类小说因为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基因,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因而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事旨趣、文体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民间说书的艺术特征。对此,只有联系民间说书,才能作出较为确切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书法书体名称英译对中国书法史的误读

中国书法粗分"篆、隶、楷、行、草"五体。五体初非并存,乃按一定规律取长补短,孳乳演化,其演变勾勒了中国书法的发展史。而多种权威汉英词典对该五体名称的英译,有多处对中国书法史,乃至汉文化的误读。本文从书法史入手,剖析误读,并结合词典词条翻译的特点,试提出参考译文。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通过考察出土的北朝关中地区造像题记,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他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体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体书法的地域概念与研究范畴。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铜器断代研究

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探讨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研究及其断代应用的可行性。提出可以利用类型学原理,结合商周金文字形书体自身特点,依据标准器铭的文字形态,重点选取一批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频率较高,文字形体结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或者偏旁结构较为复杂的单字,先分类、后分期,以此厘清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发展规律和进程。此研究不仅是出于古文字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西周铜器断代体系的完善。

从案头到书场——“说书体小说”对樊梨花形象的再创作

樊梨花形象最早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如莲居士作《说唐三传》,又名《异说后唐三集薛了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后人亦称《征西全传》。书中叙述樊梨花与薛丁山马上订亲及薛丁山三休、三请樊梨花的故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而在民间有很大影响。戏曲中一些剧目即取材于此。

“法”“艺”之辨:书法之书体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研究

"书体"是指汉字的书写方式与形态特征。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与其形成阶段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理念密切相关,体现特定时期权力运行和文化传播的要求。正书书体(篆、隶、楷书)一直具备国家意志的色彩,文字书写遵循一定的规范、规律,这是书法的第一种指向,即"法"的层面;在抒情性的书体(行、草书)中,自我的表现性更加自由,尽管其也是实用性的,但是这种传播往往在私人之间进行,不带有官方意志,因此更符合书法的第二种指向--文字书写的审美理念与价值指向,即"艺"的层面。当然书法的发展是多元化的,"法"和"艺"都是书法发展阶段的必然,呈现特定"书体"的功能性与艺术性,但必然在发展中逐步统一与融合。

秦“书同文”传统与中国早期书体嬗变考论

"书同文"传统作为政治因素对中国早期书体嬗变的影响常常被忽视。秦文字书体嬗变时常伴随"书同文"传统的影响。"书同文"传统主导了以秦文字为代表的周秦一脉文字书体的嬗变,确保了秦文字书体的演变始终位于中国文字书体发展的主线之上。西周末年《史籀篇》的整理引导秦文大篆进行规范性重塑:正体大篆进一步向规范、整饬化方向发展;俗书简牍写本向解散篆构方向发展,引发秦文隶变。秦国兼并战争期间的"书同文"更是以完整的体系,渗透到官私文书中,加速了秦文隶变。秦始皇"书同文字",颁行标准小篆,实际上是以规范至极的篆书终结了古文篆书时代,将秦隶推至历史的前台。

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书手、书体试析

在探讨《二年律令》文字的书写风格、书写速度、文字布局、文字结构、书写笔画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年律令》书手、书体的情况。《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为主要书手,书写了半数以上的竹简简文,而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

从“通儒”到“杂家”——论周作人“抄书体”散文的创作心态

1932年底，周作人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写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