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路径探析

书信档案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源,具有多重价值。论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阐释书信档案三种研究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馆藏书信索引集”“馆藏集外书信集”“馆藏互致书信集”三种书信档案整理方式,并进一步提出了从“三权”辨析入手实现书信档案分级管理、积极推介“集外佚简”推动书信档案深度编研、立足书信特色推进数字化展示的书信档案资源开发路径,以期为各级各类馆藏书信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毛泽东的四篇骈文体书信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就阅读过骈文,也写过骈文。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内容主要是写景、叙事和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则表达致敬、尚贤和言志。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是一篇骈散结合之文,说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毛泽东会写骈文,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特别是满腹经纶的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但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对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助益。

名人文献的数字人文场景构建研究——以宋庆龄书信为例

数字人文为我国名人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地理信息系统和可视化等技术手段也助力了名人文献的知识化服务。文章在探讨数字人文视野下名人文献场景构建策略的基础上,以宋庆龄书信为例,从数据清洗、书信知识图谱框架设计及宋庆龄书信场景化应用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释,为名人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方法支撑,使得名人文献的信息和价值被充分挖掘,从而拓展其传播深度和广度。

高中生英语应用文写作中的修辞关系研究——以书信类应用文为例

基于修辞结构理论,以300篇高中生英语书信类应用文写作文本为语料,借助RST工具,研究作文中修辞关系的使用。研究发现:高中各年级学生使用的修辞关系种类数没有显著差异,但高、低水平组在修辞关系使用频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各年级高、低水平组所使用的修辞关系类型差别不大;各年级高、低水平组主导修辞关系存在部分重合,但其使用的频数、占比及排序不尽相同。各年级均使用的主导修辞关系为阐述关系、连接关系、联结关系。最后,文章针对高中英语应用文写作教学提出建议。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探索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探索,环环相扣地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苏俄如何在历史合力作用下走了一条“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基于苏俄实践如何引导东方国家开启不同于西欧的现代化方式。学习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道理、学理、哲理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世界、展示人类文明新图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逻辑诠释。

湘西情结的书信表达——以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为例

沈从文浓厚的湘西情结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在其书信中。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中流露出鲜明的湘西情结,它具体表现在关注湘西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强调对湘西民俗文化和民间工艺的传承保护、心系湘西作家培养和1949年后意图进行新的湘西题材创作以及对湘西美景、美食和特产的眷恋。

出版人书信编辑实践浅析——以《戴文葆书信集》为例

出版人书信,作为出版家思想与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研究中国出版史与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戴文葆作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曾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获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戴文葆书信集》收录了戴文葆写给陈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书信,这些书信集中呈现了戴文葆作为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与编辑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工作者。本文从编辑实践出发,阐述了《戴文葆书信集》的编辑成书过程。

从留法期间致亲友的书信观蔡和森的家风

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赴欧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怀瑞着“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伟大志向,蔡和森于1919年底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开启了他的勤工俭学之路,直到1921年10月才回到国内。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蔡和森是和母亲、妹妹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出路的。留法期间,他时刻记挂国内外的亲朋好友,从《蔡和森文集》《蔡和森年谱》记载情况来看,留法期间蔡和森与亲友始终保持书信往来。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建设与实践

本文在结合前人观点基础上根据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探究红色书信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如家国情怀、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等。挖掘提炼红色书信与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相关联的切入点、知识点和结合点。以此作为确定《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理论依据。通过精准把握现实落点、精细设置阐释方式的课堂设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覆盖教、学、考、评等全部环节以求课堂内与课堂外、线下与线上高度融合,进而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思想共振,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

研究钱谷融,不单要关注《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著述,还要关注他早年的习作和一生所写的大量书信。钱谷融的书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闲斋书简》的出版经过、《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和出版的前前后后、他对自己早年习作的看法、培养学生的方式等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态与心态的珍贵历史信息,都可以从他的大量书信中释读出来。此外,深入解读钱谷融等学人的书信,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

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中国化意蕴

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承载者和传递者,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具有四大本质性内涵:一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代表的“红色”理想信念;二是以富于智慧的统战艺术为代表的“红色”革命实践;三是以为公为民的生命奉献为代表的“红色”道德情操;四是以乐观与谦恭为代表的“红色”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广域为背景,发掘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遗传密码,可以揭示出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前者是后者原生态的呈现方式,后者则是前者中国化的接续和发展,从中呈现出红色基因传承和演变的历程。

“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访宋庆龄书信档案的捐赠者王黎明先生

2024年5月20日,中央档案馆收到中国驻德国使馆问询,告知旅居德国的王黎明先生有意将宋庆龄致其母亲王安娜的285封书信捐赠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第一时间向前方反馈,同意接受捐赠。随后又多次与驻德使馆沟通捐赠事宜。6月6日,王绍忠局长向王黎明先生致感谢信,邀请王黎明先生回国举办捐赠仪式。7月12日,王黎明先生回国,亲自将信件捐赠中央档案馆。

沙鸥、公木致晏明书信两通发微——“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

沙鸥、公木致晏明的两通书信都与晏明的山水诗相关,公木的信还涉及沙鸥的《寻人记》,在相近话题中体现了“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就手稿本身而言,这些书信对补充《晏明文集》有所助益。对晏明的山水诗来说,两通书信展现了沙鸥、公木和晏明观点的殊途同归之处,但也彰显着分歧,即社会历史立场与审美立场的冲突。在新诗风格方面,公木对《寻人记》“晦涩”的评价是透视三位诗人晚年诗学观分化之关捩,三人的三种观点恰能代表朦胧诗论争后“第一代”诗人的三种面向。这种分化与共生是并存的,表现为诗人在通信、交游等活动中碰撞观点、交换意见,于相对缓和的接触中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独特诗歌生态。

论路遥小说的书信镶嵌及其叙事功能

书信镶嵌,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的书信文本,具有阅读关系的虚拟性、叙事选择的多样性与抒情议论的结合性等文体特征。从全书叙事逻辑来看,这些书信发挥着留白召唤的互文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性与谋篇布局的整体性等叙事功能。此外,由于书信叙事特征和作者审美理想的相互契合,加之中国现当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以及从苏俄文学借鉴写作资源等原因,使得路遥在选择书信写作的同时,又通过内外嵌套、跨文体等方式,实现了对书信体的创新与超越。书信镶嵌是研究路遥小说新的向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也增扩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构建作用。

习近平书信文本培育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逻辑和机制

习近平书信文本培育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习近平书信文本对人民群众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人民群众认同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美好生活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习近平书信文本在价值取向、内容结构、受众范围方面与新时代美好生活观高度契合,这为运用习近平书信文本培育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提供逻辑可能。习近平书信文本具有温情亲切的灵魂、先进典型的对象、言简意骇的话语、与时俱进的内容,运用其可增强新时代美好生活观培育的感染性、感召性、感知性和感变性,这为运用习近平书信文本培育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提供逻辑必要。为提升培育实效性,应该建构自觉的培育主体、具体的培育内容、多元的培育方式、全面的培育媒介、全程的培育评价、良好的培育环境。

解读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书信叙事

在明清两朝长篇世情小说中,书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叙事形式,它不仅是一种整合叙事结构,穿插故事情节,突显人物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强烈美学内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独特风格,书信叙事是中晚明尺牍文化流行的结果,不仅展示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复杂的情感关系,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此外,书信叙事还展现了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成长,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思想变迁和社会观念的演变。本文进一步阐释了书信叙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考和研究视角。

习近平新时代书信交往的内涵要义与实践方略

书信往来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沟通情感、传递关怀、寄语希望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新时代书信交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家国人民情怀、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文化自信自强的期盼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嘱托,蕴含马克思主义思想、工作和实践方法,深刻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书信交往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新时代要善于在回顾过去中总结经验,在观照时代中展望未来;在典型教育中发挥榜样力量,在崇德修身中涵育中国精神;在互利合作中求真务实,在薪火相传中守正创新;在殷切期盼中团结奋斗,在强国复兴中建功立业。

《书简阅中国》中书信文化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记忆建构

由人文历史纪录片大师金铁木执导的新作《书简阅中国》把握时代热点,将创作关注点回归到书信文化的内容本身。通过对历史书信的回溯与创新性表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历史的魅力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该纪录片以短小精悍的篇幅凝练了包括家国、亲情、友情、爱情等众多题材的书信内容,以新颖的视听表达呈现书信私密语境下的真挚情感,在对话体系的远距离传输中体悟“辞若对面”的意蕴深远,在个体记忆附着的封封书简中建构庞大厚重的集体历史文化记忆。

栖居的方法:论《琦君书信集》中的空间互动

论文以《琦君书信集》为研究对象,试图以“空间”为方法考察书中整理辑录的信件,关注其呈现出的、相对于出版作品的个体“内面”景观,从“交互”、“转化”与“存在”三个层面解析琦君如何借由书信处理内外关系,并在陌生的异乡建构起心灵得以栖居的精神世界。具体地,正是以书信为媒,她得以将旅居美国孤独困苦、身心俱疲的窘境,与远方温暖熟悉的文学世界相连,将未能在陌生新家中得到满足的情感投诸笔端,于纸面方寸构筑的私密精神空间——现实的“诺亚方舟”——中获得慰藉。同时,面对家庭内部“无法可解”的亲子问题,她亦通过书信,将愧疚转化为对外部儿童文学事务的热忱,以书写、翻译、出版等方式试图有所作为,纾解内心的无力感,并将思考进一步扩及文学对广大青年的影响上。最后,书信于往返间不断推进着自我反思,不仅是精神栖居的空间,更形塑着她晚年进退有道的生存辩证法,并最终努力抵达为人为文——“存在”——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