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段特点,关注素养发展——书写素养评价试题三组

书写素养不仅包括直观的书写质量,也包括书写知识(字形知识、书写规则等)、书写审美(对书写的鉴赏、评价能力)、书写文化(对汉字文化和书写艺术的认识)等。因此,不妨适当设置一些与书写相关的试题,从书写规则、书写技能、书法审美欣赏、书法文化等方面考查学生的书写素养。

网络女性文学的众智书写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依托数字化网络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写作模式,凭借写作主体间的互动性、意识与语言的创新性、内容的日常性等特点,使女性文学书写进入到全渠道文本商品生产的崭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网络女性文学凭借多声道叙事声音,突破了单一文化的苑囿,实现了多元文化创作主体的融合,呈现出众智书写形态。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网络女性文学书写以其巨大优势,成为讲好中国女性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女性形象的主要方式。

元代西域诗人乃贤诗中的边塞书写

有元一代的版图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所扩展,广袤的地域使得元代边塞诗在表现空间与题材内容上也更为广阔。依托广阔的地域与游牧的民族特性,带来了元代边塞诗表现范围与题材内容的重大变化,使边塞诗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书写空间。有元一代,诸多诗人都创作了边塞诗,西域诗人乃贤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位。乃贤的边塞诗涉及地域极广,突破了以往的延长城沿线,其中既有对漠南草原的描写,也有对南疆和西域的描写。

高校大学生规范汉字书写能力的提升

汉字书写能力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技能。但是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电子通讯工具的广泛普及,当代大学生的规范汉字书写能力较弱。汉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规范汉字教学有助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规范汉字书写技能对于文化传承、民族认同、教育学习、沟通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现调研昌吉学院学生汉字书写情况,分析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规范汉字书写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以期提高学生书写技能和文化素养。

小说诗学:从“文化书写”到“书写文化”

“文化书写”是指小说对一个社会空间中的文化形态进行呈现,在许多小说中体现为对民俗风情的展示,这种传统书写往往将文化表现为一种恒定的状态,而忽视了文化在时代、生活中的变迁,尤其会低估个体对置身其中的文化的能动性乃至反向塑形能力。这容易令人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教条化的知识结论,但事实上文化跟人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性。“书写文化”就是对写作者精神主体自觉的强调,让写作结合个体的生命体验,反思自我置身其中的文化模式,把地方性经验置放到全人类的视野中去考量与思辨,这样才更能“深描”出文化的内质。由此,小说可以被看成是生命主体借助虚构去介入社会文化的一种精神实践,这种实践让文化获得生机并不断生成新的可能性。

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在急诊抢救记录书写中的应用

目的:探索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FMEA)在急诊抢救记录书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22年1月—6月的300份急诊抢救记录作为对照组,2022年7月—12月的300份急诊抢救记录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质量控制管理,观察组采用FMEA管理,分析抢救记录书写过程中的失效模式及原因,计算优先风险数值,找出前5位的失效模式,分析原因,制订改进措施。比较两组急诊抢救记录书写缺陷情况;比较两组护士护理文书书写相关法律知识及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观察组共发现缺陷71份,对照组共发现缺陷220份,观察组客观性缺陷、真实性缺陷、准确性缺陷、及时性缺陷、完整性缺陷、规范性缺陷的发生率分别为5.00%、2.67%、2.33%、3.67%、6.67%、3.33%,低于对照组的10.67%、8.33%、7.33%、15.67%、18.67%、12.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士护理文书书写相关法律知识成绩(92.54±3.39)分、理论知识成绩(93.08±2.71)分,均高于对照组(75.78±7.14)分、(83.28±4.8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FMEA模式在急诊抢救记录书写中的应用效果良好,能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及护士的书写能力。

缘起与福地——赛珍珠传记中的“几个世界”与旅行书写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旅居中国近40年,也因此成就了她的职业写作生涯。以其传记《我的几个世界:个人回忆录》(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为研究文本,分析了赛珍珠旅居中国期间的活动轨迹及其漫游欧亚和返美后西部大旅行等出行经历,进一步阐释了其作品中关于“几个世界”的建构,可以为赛珍珠的旅行人生与旅行书写研究提供直接的文献佐证,对于把握其创作的源流、揭示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具有启示意义。

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论乡土小说的知识书写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科技、现代理念融入乡村建设的过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与科技创新。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小说中集中出现各种关于农业科技知识、乡土经验与现代知识的书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推进的同一与融合。其中农业科技知识的更新,构成乡村致富的内在驱动。乡土经验型知识的伦理化发展为市场化,体现了乡村传统的价值新变。各种现代学科知识发展为乡村致富的现代管理知识,体现了文学从知识呈现到真实表现“新山乡巨变”的发展事实。小说中知识书写在三个层面的发展变化,共同见证了人们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寻求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努力,又在美学层面拓宽了乡土小说的思维与视界。

旅行书写与“想象”生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游记中的“风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海内外人士纷纷探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写下了为数甚巨、流传甚广的“陕北游记”,“风景”是游记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对“陕北游记”中感性存在的“风景”进行探究,不仅使我们丰富和加强对“风景”作为“认识装置”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揭示实用性非虚构文体与文学想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陕北游记中的“风景”包含了丰富的“风景政治”内涵,其背后潜藏复杂的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想象,纪游者也绝非风景的简单记录者,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风景的创造者。域外旅行者笔下的“风景”则提供了一种带有“东方乌托邦”色彩的跨文化想象。“风景”和“想象”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互动互生模式,“风景”构建并刺激了一种“新中国”想象,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一种先在的眼光或“认知装置”。

地方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以《元和唯亭志》为中心

地方文脉蕴含于地方标识性文化景观之中,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多见录于方志等地方文献。唯亭曾因“潮过夷亭出状元”谶语而闻名,在明末清初成镇以后,地方文士即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借用邻邑的文化要素,命名、创作了“唯亭八景”,以此打造唯亭人文丰厚的文化大镇形象。建造阜民霖雨桥并得到督抚两院题名,则显示了唯亭人善于利用政治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本地的文化资源。这些标志性文化景观,发明并继承了地方传统,共构并续写了地方文脉。

“想象”在历史书写中的实践

自史学产生起,“求真”“垂训”是其最重要的原则。19世纪末,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挑战,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见证了美国学者哈梅罗提出的“史学革命”,而21世纪的后现代史学则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书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触及历史研究的本质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历史的可靠性不断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拟从“想象”的视角分析历史书写的实践,提出想象是研究者创造性理解过去的方式,它在区别中形塑对象,又在联系中建构整体性社会,这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消解与逾越:爱尔兰新哥特书写中的空间叙事

哥特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始终在英美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被殖民历史与自身文化身份的观照,哥特书写在后殖民批评与当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结合中焕发了新的生机。爱尔兰新哥特通过多维的空间叙事,构筑起一个立体的空间网络:首先,通过文学空间的流变与表征,展示了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哥特”双重碎片化的特征;其次,通过地理空间叙事中场所、景观的多向流动和变幻,述说着爱尔兰民族现代性过程中的创伤;再次,以政治空间叙事为依托,揭示了殖民主义、宗教矛盾与暴力冲突造成北爱冲突的爆发,并导致了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这种流动、变幻的空间叙事,为文学阐释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论《喧哗与骚动》中声音书写的叙事功能

在《喧哗与骚动》中,声音成为福克纳糅合南方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审美旨趣的艺术手段,或具象化演绎不同情节或场景,或抽象化建构主题及文化意蕴,以多元形式作用于人物设定、故事架构与主题表达,具有独特的叙事表意功能。话语声音的内在音色与外界声音的心理导向为塑造人物的个性特质、意识情绪与认知特征提供行之有效的感知路径。特定声音信号与意象在情节演变过程中发挥预示功能,重构故事时序、影响叙事节奏,协同宏观叙事声音创设时空美学。福克纳采用“个人型声音”言说时代变迁中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态与生存境遇,以人文关怀的情感立场书写生存与发展母题,彰显其明晰的南方身份印记及对历史、宗教与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与思考。

“澄明”与“书写”——论文艺阐释的两个实践维度

作为人文学术的枢纽,“阐释”负载着丰沛的实践潜能。在文艺的阐释实践中,不难提炼出两种主导性的阐释路径。其中,“澄明性阐释”遵循确定性原则,试图发掘出文本中稳固的意义内核;“书写性阐释”遵循不确定性原则,致力于激发读者的能动性,促使其对原初意义加以想象、延展乃至“二度创造”。书写性阐释对无限的追求使文艺作品充满魅力,但倘若脱离澄明性阐释所带来的限度,任何“书写”都将失去立足根基而落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有必要关注两种阐释策略之间的复杂关联,使二者形成更富张力的动态平衡。

浅析华兹华斯和雪莱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与身份认同——以《丁登寺》和《致云雀》为例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也是英国的湖畔诗人和桂冠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作为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有着“天才预言家”的称号。以《丁登寺》和《致云雀》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论述了两位诗人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与身份认同,指出了两人同处时代困境,于自然景观中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并吟唱预言之歌。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重塑民众情感:王世贞《严嵩传》的多重书写及情感表达

传记有塑造民众情感的作用,严嵩形象从其个人的“自赞”“像赞”到王世贞的传记书写,再到民间叙事、国家叙事,传主形象“翻转”的背后寓含着书写者情感表达的转向。严嵩传文本众多,书写过程复杂,王世贞较早为其撰成“权奸”传,并通过志传、诗传、史传等多重书写,从多个层面助推其入《明史》“奸臣传”。严嵩位居首辅,主政多年,与诸多文人名士交游,获得了大量文化资本,即使在失宠致仕情况下,将其列入“奸臣传”也非易事。为将其塑造成为“权奸”,王世贞撰写五篇严嵩传和一首诗传,或据历史事实“实录”,或发抒内心情感,特别是借助《鸣凤记》等传奇文本,利用声音和表演所特有的认同性和顺从性,将个人“攻击—对立”型厌恶情感上升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认知和情感,从“民间”文化形态使其奸佞形象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到严嵩奸臣形象建构当中。严嵩形象凝聚着王世贞个人及民众、国家的共同情感以及民族文化记忆。

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

汉代张骞的人物形象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如《史记》“持汉节不失”的“博望侯”,《汉书》“博望杖节,收功大夏”,主体为使臣形象;也有历代文学作品对其形象的塑造,其中不乏归功思维的附会之说;还有历史书写与文学传说、宗教传播、文化归因的交融再生等,形成物种引进者、仙家神人等众多糅合再造的形象。人们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注入张骞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心中的历史,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有着极高的认知价值。对张骞功业的认知和形象接受,最核心的内容是“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文明互鉴的开拓者之一,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一种人文史的考述与释解

关于月亮的认知、书写和话语,构成近代中国知识、观念和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国人与月亮特有的精神关联,属于月亮的“人文史”。考察这一历史的整体变迁,探寻其中人文现代性的生成、各人文因素复杂交织及其连代性互动演绎的轨迹与特点,揭示和阐释其丰富内涵,很有历史认知意义。对月亮的新知传播、文艺书写、流行话语和中秋文化变革等主题进行透视,可以见证、感知和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人文之史变迁的某些独特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