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野下的影视传记与书写传记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书写传记就是传统的以语言文字符号书写的传记,而影视传记则是以影视符号记述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和事迹的一种传记体式。书写传记和影视传记在符号以及符号形式、结构、功能、语法和接受等方面都是同中有并。书写传记的符号属于实用性规约符号,其整体运作模式是转喻;而影视传记的符号属于艺术性非规约符号,其运作模式基本是隐喻。影视传记的出现,也必然会引发书写传记的重新定位。

“导夫先路”:论早期经典与中国古代的传记书写

早期经典对于中国古代传记书写的诞生与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传记书写文学与史学元素始终相互杂糅,又各有消长的具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从发展历程来看,以早期经典为核心文献的先秦两汉时代是中国古代传记书写的诞生期。先秦时代早期典籍相关的传记书写,使得叙述重心发生由“事”向“人”的转向。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书写,确立了传记书写“事实真实”与“叙述真实”的合法兼容。早期经典为中国古代传记书写的整体形态与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剖析早期经典与中国古代传记书写之间的递变与互动,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在瓦萨里创作的《名人传》的两个版本和孔迪维的《米开朗基罗传》中,米开朗基罗被塑造成个性突出、敢于对抗赞助人的英雄形象,并且被用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取得重大提升。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出于对米开朗基罗的误解,夸大了精英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艺术家群体社会地位提高的程度,是传记作家刻意塑造的结果。围绕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塑相关传记书写分析与历史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认清传记作家对米开朗基罗形象的夸大和刻意塑造,还在于准确认识艺术家地位的提升,并给予艺术家与赞助人关系以准确定位。

清代瑞金县志对钟良则的传记书写和形象建构

钟良则作为南明忠烈,在康熙二十二年所修《瑞金县志》中不被提及,而是首次入传康熙四十八年成书的《续修瑞金县志》,在该志中其忠义事迹得到充分彰显。至乾隆《瑞金县志》时又大幅度缩减其传记篇幅,使得钟良则的形象变得单调。乾隆后期国家旌表南明忠烈后,道光《瑞金县志》又重新拓展其传记篇幅,且形象为之一变,除塑造其“忠烈”形象外,又凸显其“孝”的一面。钟良则在清修《瑞金县志》中的书写和形象变化,充分体现了县志编纂的时代性,同时也反映清代国家控制和地方认同不断强化。

传记书写与皇权攀附:清代瑞金县志对谢长震的形象建构

谢长震最早入传康熙《瑞金县志》,其形象是一位因忠于明朝而遭到杀害的"义烈"之士。但到了乾隆《瑞金县志》,谢氏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被改写成因忠于清朝而遭到杀害的"忠烈"之士。史实表明,谢氏死于一场夹杂着租佃权益争夺与族群矛盾冲突而无所谓公平正义的地方动乱。谢氏之死,既谈不上对明朝的忠,也谈不上对清朝的忠。谢氏入传县志及其形象的建构与变化,是经由其直系裔孙直接操控的结果。他们在县志持续编纂的过程中,不断根据主流政治伦理和现实情怀来定位和重新定位其先祖与明清皇朝之间的关系,映射出兼有"国家史官"与"家族精英"双重身份的县志编纂者,攀附正统皇权以抬升宗族地位的历史意识。

两《唐书》文学家传记书写过程中史家身份与叙事指向关系

《旧唐书》的撰写者是一群较为纯粹的史官,在他们眼中,"游于艺"是极正常的现象,文学活动与政事活动并无太大关系。从文学作品中,他们没有刻意寻求微言大义,而是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史料的采录工作。《新唐书》传记的作者宋祁则与之不同,撰写主体的文学家身份会让他们把传记书写当作一个文学创作过程来看待的。落实在文学观念的阐释上,他们对文学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对政治人的不同阶段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过程中进行身份定位。不论是史官撰史,还是文学家写史,都会以儒家思想是他们秉承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身份的史臣们不会对君主制产生怀疑,这是他们信仰并维护的合理体制,基于此,他们的书写观念中,忠于君权则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一种操守。

文明史视阈中的辽海人物志——论徐光荣、徐彻的传记书写

东北史传文学发端较晚,但边疆与民族性特点鲜明。徐光荣、徐彻先生辽海地域人物志书写,继承了中华民族史传文学优秀文化传统,并在新时代语境中书写现代文明精神。在中国时空和视野的东北人物群像塑造中,书写辽海地域文明的根脉自觉,审美风格既传承古代史传文学的真实、严谨、通俗易懂的传统,又在文本中展现新的审美高度和意境。

为女工立传:女工的历史与“生命力”书写——《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评析

2017年11月吕途书写的“新工人”系列的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7年12月16日在三联韬奋书店召开了题为《都市折叠下的新工人》的新书发布会,会上邀请了北京大学的张慧瑜老师和皮村文学小组的范雨素进行对谈。

吴澄传记书写理路与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

吴澄的传记书写立足于元代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彰显出理学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以及强烈的文化互通意识。多元文化的并存现象使吴澄传记书写具备“尚文”与“尚质”两类取向,从显性层面对多族群文化特色、传主多元技艺以及传记事件的多维角度等展开叙写。作为元代文学及理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吴澄的传记书写理路呈现出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亦对民族文化交融历史进程中的文学书写提供了示范作用。

从“羁旅之臣”到“倾危之士”——论先秦纵横家的心路历程与传记书写

纵横家作为战国诸子中的士人群体,在百家争鸣中他们并非以思想取胜,而是以事功惊世。囿于时代的遮蔽,纵横家的士人形象渐趋消歇于历史长河之中。事实上,在传记文本中,作为“羁旅之臣”,纵横家的人生境遇较为坎坷,从底层崛起,直面困厄并超越苦难;作为“倾危之士”,纵横家在列国征伐中释放外交智慧,或合纵、或连横,用雄辩展现游说技巧,尽显进取。纵横家凭借卓越的政治才干顺应历史大势,扯掉“仁义道德”的遮羞布,直击人性中的义利取舍,于乱世中建功立业,彰显雄健气象。得益于司马迁、刘向等人对纵横家传记文本的撰写与整理,后世学者才能逐步为其正名。因此,通过对纵横家的传记进行梳理并透视其心路历程,进而重新审视这一群体,旨在回归理性,重塑士人精神。

英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发展概略

一个半世纪以来,英美汉学界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书写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发轫期、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盛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寻求突破的瓶颈期。在发轫期,英语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是期刊上的“回忆录”式短文;在发展期,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单行本传记呈现“以文作传”的特点;在全盛期,系列丛书和学术型传记以“新历史主义”视角,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中国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代表性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和文学地位;在瓶颈期,由于中西学界研究兴趣的转向、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传主的英语传记正试图在传主身份、作传策略和创作理念上求新求变,再现生机。

近代传记文献的书写与生成——以湘学魁首王闿运“传”为中心

民国时期围绕王闿运的传记书写呈现出多维面向。与日记、年谱等文献一样,各类遗闻轶事、笔记杂谈同样是传记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报纸、期刊等媒介推动了王闿运轶事的撰写与传播,也遮蔽了相关记述的可信效力。面对错综复杂的人物事迹文本,作传之人需要有一定的编辑策略进行选择与加工。书写完毕,一篇传记还需要面对他人所作同题之传的“竞争”。传记文献的流传与接受取决于很多因素,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王闿运传》就凭借全书的流行与作者有意的推广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王闿运传记的书写可供思考近代传记文献乃至传统史传记述的相关问题。

从祀话题与事功书写:王世贞《刘基传》发微

王世贞写作的刘基传记,包括撰于嘉靖的单篇初稿,以及晚年合传刘基、王阳明和于谦的定稿。相较前者,后者取材回归《行状》,且明确将刘基塑造为事功文臣,这种修订不涉及史料真伪的判断,而是与嘉靖至万历间从祀话题的变动内在呼应。受嘉靖朝刘基从祀太庙的相关议论影响,王世贞初步设想了从祀体系,并撰写了众多本朝文臣传记。隆庆、万历朝王阳明等人从祀文庙后,王世贞有意识地写作合传,尝试将事功作为沟通两庙从祀的桥梁,并样合事功与文章,从而与阳明弟子的从祀构建、官方的事功标准形成对话。还原王世贞的写作微旨,有助于重审他的价值世界,厘清“事功文章”对后期复古派文人的独特意义。

论20世纪前50年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传记书写

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传记书写在20世纪前50年经历了发轫、发展到半停滞的过程,展现出学者自身的学术立场、创作思路及国内政治文化气氛对传记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本文以王国维、周越然等人的莎士比亚传记为例,审视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编著的莎士比亚传记的优长与局限。

六朝“释氏辅教之书”与《续高僧传》传记书写

《续高僧传》是唐代高僧道宣所作的一部佛教史传著作。在编纂过程中,道宣采六朝'释氏辅教之书'之部分内容进入僧传。今以《观世音应验记》《旌异记》为代表,考查了六朝'释氏辅教之书'与《续高僧传》僧人传记书写之间的关系。

政治生态与传记书写:明中后期史书对王越形象塑造的演变

王越为明朝成化、弘治时期著名军事将领,其传记详载明朝各官修、私修史书。诸书所载王越传记,选取事件不一,褒贬各有侧重,众史家对王越的态度亦有矛盾之处,这是明中叶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反映。明中后期,北疆形势错综复杂,宦官专权屡次上演,这些问题始终影响着明中后期的史学家,进而影响着王越个人史的书写走向,呈现出一种矛盾与复杂的态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智者的贝多芬探究——评所罗门《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

《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是美国音乐学家梅纳德·所罗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学术论著,旨在探讨晚期贝多芬的个人思想与其音乐创作的关联。所罗门研究的贝多芬“晚期”是一个传记性的“时间概念”而非具有批评功能的“风格概念”,拟在生平语境下诠释作曲家的人生与其音乐创作如何达成互动。《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是一种传记书写的“变体”,显现出21世纪音乐学研究中作曲家传记性书写与作曲家作品研究学术理路的趋同性,为经典作曲家传记性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文本生成与书写困境——《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与魏禧的文章观

魏禧为蔡懋德所作的《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实为在行状基础上采取多种叙事策略缀辑而成。其生成模式体现出魏禧文章观的矛盾:在史实层面,“得法戒之意”消解了信史的严肃与准确;在叙述层面,写作中的谀辞则有碍价值评判的客观与真实:矛盾之原因有四:一是魏禧论人以大节为主的传记书写观念,二是魏禧疲于应付文债而致文章草草,三是易代遗民意识对历史真实性的遮蔽,四是传记文体固有的情理冲突。透过此传的分析,可以探察传记文体的文本生成机制与书写困境。

论元代全真教传记的文体功能

元代全真教兴起了波澜壮阔的传记书写风潮,这一书写风潮确立了全真教的神灵谱系,是宗教神话与宗教仪式的完美结合;这一书写风潮也确立了全真教修持、弘法、济世的典范,宗教传记因而成为信徒入道之阶梯、修真之轨范。从宗教实践与文体学的角度辨析全真教传记的文体功能,有利于我们认识道教文学文本的特质,从而纠正学界将道教传记视为“小说”的认识误区。

论21世纪传记文学中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

21世纪以来的鲁迅传记写作,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阶段性的增长,而这些鲁迅传记又大都源自20世纪已经成名的鲁迅传著者的“再读”性创作。相较于20世纪的鲁迅传,新世纪的鲁迅传有三个突出的叙事目标:其一,在注重史实考据的同时,更加重视传记体裁的主体性和人物形象的可塑性。其二,一部分著者将目光延展至与鲁迅有关的女性人物身上,以期从女性视角考察情感世界中的鲁迅形象。其三,更为关注鲁迅与同时期社会各界名人之间的交游,旨在还原鲁迅所生活的社会系统。这三个层面的叙事追求搭建了观察鲁迅的多维视角,塑造了更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又反过来推进着传记文学的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