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网络女性文学的众智书写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依托数字化网络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写作模式,凭借写作主体间的互动性、意识与语言的创新性、内容的日常性等特点,使女性文学书写进入到全渠道文本商品生产的崭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网络女性文学凭借多声道叙事声音,突破了单一文化的苑囿,实现了多元文化创作主体的融合,呈现出众智书写形态。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网络女性文学书写以其巨大优势,成为讲好中国女性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女性形象的主要方式。

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的逻辑脉络与重构

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形成了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线索的循规性书写形态、以社会体育思潮研究为中心的话语性书写形态、以多元理论视角解读体育思想为路径的建构性书写形态3种逻辑脉络,构成了我国当代体育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图景。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应进行逻辑重构,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问题域,实现研究范式和理论自觉的自主性建构。

由明入清散曲麦秀黍离主题的书写形态初探

江南诚为人文荟萃之地 ,然而满清入关后 ,竟不惜以各种残酷高压政策横扫江南 ,无形中促使一批江南士人投入散曲创作。散曲彷一道窗口 ,更适于宣泄心底的抑郁激愤。麦秀黍离是由明入清讴歌的重要主题 ,散曲以写实记事 ,讽古伤今 ,咏物寄恨 ,美人怨思以及化悲为嘲等书写形态呈现 ,开拓不少自元以来的散曲新风貌 ,同时也是清代散曲最鲜活的生命力。

重绘中国民族文学的地图——评陈国球先生近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陈国球先生近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面世，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香港的学术及文学著作与大陆的不同之处。

翻译史书写形态研究

翻译史书写形态是翻译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体现书写主体的学术定位、个人特色与对翻译史活动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认知,是其“史识观”的体现。文章聚焦翻译史书写形态的三个构成要素,即结构形式、语言风格与叙述模式。研究认为,翻译史书写的文本结构形式的择取可以从中西历史编纂学中吸取经验和借鉴方法,变通处理体例、体裁与线索,灵活运用分期方法;翻译史的文本表述常融科学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做到史实客观性与史识主观性的统一;翻译史书写也常呈现出带有史家个人特征的叙事方式与历史阐释,彰显了历史书写者的主观能动性。

明清通俗小说中政治、经济类契约叙事书写形态及特征

明清通俗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经济类契约描写,大体看来,政治类契约描写呈现出两个倾向:一是叙写与当时政治相关的契约,另一类就是通过重新演绎前代故事,来表达作家心中理想,同时借助作家的重新阐释,探寻古人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在新时代背景下与西方之本质区别。与此同时,明清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契约开始集中出现在经济领域,在文学作品中亦有反映。总体来说,明朝至清中叶阶段的小说作品对契约题材以及涉约人物形象的描绘较为片面、单调,还明显带有传统中国的印记;晚清小说中的契约在继承前代的买卖描写外,加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比如与外国人做生意和去外洋做工等等,出现了新的缔约阶层如买办,反映晚清国民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在思想层面上已发生质性飞跃。

多元的历史图景与共生的互动空间——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形态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以下简称《哈佛文学史》)是2017年由王德威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以新方法、新视角重新诠释了上启1635年,下至2066年《哈佛文学史》最后一章题目为《2066年:科幻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它突破了传统的“仅仅依据总的趋势、类型以及各种属性来安排材料”或“根据伟大作家的年表,直线型地排列材料,遵照‘生平与作品’的模式予以评价”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书写形态研究

长沙走马楼吴简对三国时期的书法史、书法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走马楼吴简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日常书写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书写形态,其书写特点呈现出『杂书体』现韋,同时对比不同时期相近地域之间的简牍书写特点,力求通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书写形态研究,对整个三国时期书法史有新的整体认识。

13-14世纪的知识谱系与元代文人的书写

13—14世纪由于蒙古人百余年的世界征略,欧、亚大陆形成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世界体系,位于当时世界最东端的中国成为世界经贸与文化交流中心,这给元代文人的知识谱系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驳杂的知识来源使得元代文人在书写上表现为平行书写、跨域书写和多语书写等多种新形态。在应对知识谱系巨大变化的现实面前,元代统治者试图创制“译写一切文字”的符号体系,精英文人期望摒除一切情绪与偏见,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力图消除多元文化交流碰触过程中语言与信息的模糊性,实现对新知识谱系“言之如水之监物,烛之取影”的写实效果,这也是知识谱系处于巨大变化中的13—14世纪最切合的书写理念。

论《文讯》的媒介型文学史书写

《文讯》是媒介型文学史,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三合一的台湾文学史,被专家称为"台湾文学的简史":其一,它办刊的历史,再现和浓缩当代台湾文学史:即由威权时代的文宣工作,进入解严前后怀柔的"文化领导权"实践,最后转为民营进入文学多元发展时代,它是台湾文坛的"镜像";其二,《文讯》透过史料整理,保存文学历史,对作家的报道,出版、艺文动态的记录,对文学的研究,体现"写史"的企图,它是"遗留态"的历史;其三,文学期刊与文学历史是"同型对应"、"同源互文"和"异构同质"关系。《文讯》从文类、断代、区域、作家、题材等面向透过专题策划,呈现当代台湾文学众声喧哗、合力书写的历史。

从匿名的声浪中过滤历史的足音——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简评

长时间以来,评论界对如何认定中国文学范畴中的宗教文学和有宗教身份的作家、如何在主流文学框架中把握宗教文学的主旨,以及如何营造一个良性的宗教文学阅读环境与评论环境,一直力不从心。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一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书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海外华人作家三部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面貌,以详略兼得的方法将六大书写形态归类分析,以学理性的命名方式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中国圣经文学、中国灵修文学、中国救赎文学等概念,并以具体的作家创作来求证其存在及意义价值。此书着实为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拓荒之著,引发时人进一步思索与探究。

重庆话“没得”刍议

许多学重庆话的外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问"你有钱没得?"否定回答为"没得",而问"你吃饭没得?"否定回答却只能是"没有"。普通话中不用"没得"一词,只用"没有"。在普通话中"没有"有两个词性,一个是副词,表示对"已然"或"曾经"的否定;另一个是动词,有五个意思,分别表示对领有、具有的否定;对存在的否定;

导夫先路:先唐题画诗论

学界对题画诗的产生源头一直争论不休,对先唐题画诗之研究反而十分薄弱。题画诗的产生,在图文形式上,与图赞的兴起密切相关;在图文本质上,又与“诗意画”“文意画”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题画“诗”则产生于东晋,以桃叶和支遁诗为起点。在题材内容上,由于团扇、屏风的流行以及咏物诗的发达,先唐题画诗亦以团扇画、屏风画为主要审美对象;在诗画关系上,诗画相应、诗画相生、诗画异质是先唐题画诗的基本书写形态;在表现主体上,先唐题画诗从“人物山水”到“山水人物”的发展嬗变,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绘画嬗变轨迹表现出发展的同步性。

21世纪中国谍战剧创作研究

21世纪的谍战剧带有新时代的特征:一、21世纪的谍战剧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书写更隐蔽,于潜移默化中影响观众;二、21世纪谍战剧的盛行,表现出现实社会"信仰"危机的解构与重建;三、21世纪谍战剧的叙事手段带有娱乐性表征。

宏观构建、精微解读——《书写的形态:中国书法史的经典瞬间》读后

书法鉴赏类的著作历来难著,一则容易失之浅薄,二则容易过于学术。而《书写的形态:中国书法史的经典瞬间》一书,则是将二者完美融合的典范。该书是作者从自己提炼出的一系列节点出发,进而完成的一部书法鉴赏类的经典之作,对于书法史的宏观构建和对书法史重要节点的细微解读.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上海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城市。本文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为对象，探讨这种书写的基本形态和发展历史，并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这种书写形态进行特质分析和原因探讨。

以传附经文本的起源与形成

虞万里在《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2期撰文指出,经与传记注疏之分合,是经典注疏学与文本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孔颖达认为以传附经始于马融的《周官传》,此说延续了一千四百年。经传分行是历史上某一时期之客观形态,是古代经典流衍初期的实际状况。先秦下及西汉受书写形态限制,“传体”可以有与经文并行不的自由。但深入研探先秦两汉存世文献和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牌帛书,可以发现以传附经之文本形态早已存在于春秋、战国以还的诸子百家著作中。先秦以还的传记注疏,各自因应书写载体之不同和阅读、研习之需要自然而然地改变其形态。

《北海相景君銘》相關問題研究

《北海相景君銘》是現存較早的漢碑之一。梁啓超稱爲"隸石不祧之祖也已"。雖然在碑刻史上具有這樣的地位,但與《禮器碑》《乙瑛碑》等名碑相比,關于《景君銘》的著録不算多,而研究成果更爲稀少。本文從碑主景君的事迹、《景君銘》的相關問題、此碑的書風與書寫形態三方面入手展開研究,以彌補這一"隸石不祧之初祖"的缺憾。

云南当代话剧发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中)

"文革前8年阶段"与"文革10年阶段",是云南当代话剧发展的特殊时期。前一阶段已经形成"兵戏"与"民戏"团体上的竞争、题材上的繁荣,而且,"边地戏剧"有了空间上的拓展与内涵上的宏大,发展势头良好;后一阶段很快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写作"时期,有意思的是,受挫的剧目与成功的演出,其实创作方法上、艺术水准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区别在于:贴近了哪一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