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适应书写空间引发的古汉字形体变化现象

商代时简类载体材料限制了汉字形体左右方向的延伸,对形成纵长的汉字外形特征起到了奠基式的作用。西周时铜器铭文中的“田”字形界格约束着汉字过度纵向的拉伸,促使部分瘦窄的汉字向左右延展,促进了早期汉字外形轮廓以及字形大小朝着规整、规范的方向发展。春秋战国时交流增多,受书写者物尽其用心理,以及简类载体空间的限制,日常书写中的汉字形体趋扁化。为适应书写空间,人们主要是以简化、繁化、变化构件组合方式三种方法来调整汉字形体,其中简类、铭文类材料中繁化现象多见,玺印类材料中简化现象明显。从结果来看,这类行为对汉字演进的影响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班宇小说的空间书写及其意义

空间是理解班宇小说的重要维度。班宇小说的空间书写,既是对历史记忆的还原与重构,又是对生命体验的捕捉和呈现,还潜藏着自我反思及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作家从未试图逃离或虚饰沉重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是坦诚地将其显露出来,这种显露并没有转化为令人痛苦的绝望,而是演变成一种可能——身处其中虽令人不安但也使人清醒。班宇对空间及其意义复杂性的展示,是既敏锐又独特、既理性又诗意,同时又真诚感人的,为主体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

“自己的房间”——当代青年作家的空间书写

近年来,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密集的“房子”意象,也因此显露出以个人占有、回避社会关联为特点的“自己的房间”式的空间意识。小说中的空间意象、空间意识兼具审美形式与观念符号的双重属性。当代青年作家空间书写中的模式化、平面化说明行为空间的拓展并未带来想象空间的相应拓展。如何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进行有机结合,仍是考验当代青年作家的重要命题。

张柠小说《春山谣》中的空间书写与身份认同

著名学者张柠的新作《春山谣》不仅是一部书写20世纪70年代上海知青奋斗与成长的史诗,而且是一部书写特殊年代知青因空间转换所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小说。空间转换及其背后的“风景”凸显了城乡两个不同空间的差异性及冲突。受空间改变的影响,这些知青们在身心两方面不断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冲突,在城乡之间的迁移中逐渐成为城乡之外的“他者”,进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小说不仅彰显了特殊年代流淌在一代知青心底爱和善的力量,而且通过对一代知青命运浮沉与心灵变迁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特殊年代青年人成长与命运问题的关注。

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以《狼图腾》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人类、非人类生物活动的环境背景,还是被作家们有意或无意融入生态价值观念或生态伦理立场的象征系统,具体表现为自然景观书写中对自然生命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空间观念的塑造、对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生物空间冲突的表现以及对理想自然和精神生态家园的追寻。此外,空间书写在小说文本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论丘菽园汉诗中的南洋海岛空间书写

南洋侨寓诗人丘菽园擅于“再现”南洋海岛生活文化体验,其汉诗中的南洋海岛书写跨越了三个空间维度,通过物质浅层面的自然空间景观描写突出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异域风光,继而观察南洋与中国迥异的风俗习尚,基于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显示出华侨在南洋的受容和接受的过程,此由物质空间跃升至精神空间,最后深度观照南洋,揭露南洋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下引发的某些不易察觉的现实问题,并由此透析人类与自然之间索取与被索取的矛盾。丘菽园的南洋关怀视角中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意识,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前瞻性。

康拉德小说《台风》中的空间书写研究

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他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涯,在此期间,他曾周游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海上航行经验,并以此为创作中心,写下许多海洋冒险小说,《台风》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小说《台风》的空间书写入手,解读了社会空间的对立关系以及身处不同空间中的人的内心世界,并分析了作者的空间书写意图。

现实关切与空间书写——谈钱幸的小说创作

本文从现实关切与空间书写两个视角切入钱幸小说,一是分析钱幸小说深切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关注当代人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质,二是解读钱幸小说通过空间书写具象化地呈现社会阶层差距,向读者传递明确现实批判性的文学创作特色,以期推动对钱幸小说创作的阐释与研究。

臧海英诗歌的空间书写与存在之思

臧海英作为70后诗人的杰出代表,已出版《战栗》《出城记》《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三部诗集,并获得过华文青年诗人奖、《诗刊》年度“发现”新锐奖等。她诗中的空间建构大致可分为乡村空间、城市空间、身体空间等,这些诗歌空间适切于她诗歌中的苦难主题、故乡情结、女性抗争以及存在之思。呈现出她的诗学理念。诗人通过对空间的构建与书写,将个人的生命体验置入其中。诗人对于空间的抽绎,也给当代诗歌带来诗哲学在空间上的丰富呈现。

论马金莲小说《花姨娘》中的女性空间书写

马金莲的小说《花姨娘》通过以花姨娘为中心的人际谱系,从“母亲与女儿们”“丈夫与妻子们”和“妯娌与姐妹们”三组关系入手,书写花姨娘的悲剧命运,并顺势展开“乡村礼俗”“城市物质”与“个体意识”三大空间,揭示悲之所以为悲,完成对作家强烈生命体验的审美超越。花姨娘逃离乡村,于城市受挫,最后又被放逐回乡村,彷徨于三大空间中的她并未迎来真正的自由,耽溺于理想之爱的结局便是成为“老屋里的疯女人”。小说对女性与乡村的思考,对何谓真正主体性的深入探寻正试图呼唤所有人破话语之镜而出,求索镜像背后的真实。

论贾平凹商州系列长篇小说中的空间书写

贾平凹商州系列长篇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与他对故乡的空间记忆密切相关。在贾平凹的笔下,具有隐喻意义的自然“风景”、兼具地理性和精神性的人文“风水”,以及作为作家生命印记的方言土语,共同建构起商州这一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空间。对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日益式微的担忧,传达了作家对现代化负面性的反思及文化寻根之意。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商州”实际上是贾平凹在真实地理空间基础上用文字创造出来的文学空间,既是贾平凹“精神望乡”的产物,又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学空间。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地下空间书写

“地下”是村上春树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也是他一直在发展的文学意象,“地下”既是物理性的地下世界,又是精神性的地下世界。村上春树作品中物理性的地下空间,作为一个现实场所,发生着现实和非现实事件。在精神性的地下空间中,“地下”既可看作通往潜意识的通道,也可视为一种“异质空间”。在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地下空间”书写部分可以捕捉到他对社会整体形态的审视,村上春树选择用故事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潜入“地下”,下到“地下二层”,用“故事的力量”与社会之“恶”战斗。

从“山”与“河”说起:近年来中国电视剧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与现实人文感怀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电影电视史中,丰富的自然地理空间成为数代创作者们施展创意与想象力的一方沃土。从中国左翼电影时期开始,电影创作者们似乎更加倾向于乡土空间中的故事。新时期以来,最早被经典化的电影创作也是“第四代”导演的文化寻根,与“第五代”导演基于同样传统背景的反叛,那些从自然地理环境出发、讲述大山大河的故事,一向被创作者们所精耕细作。

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空间书写

王安忆的自传体小说《纪实与虚构》将空间作为实践活动中的媒介与产物,分别建构了纪实性的个体成长史和虚构性的母系家族神话。王安忆从源于上海这一地域空间的地缘性隔膜着手,在建构母系家族神话的动态空间中进行生命追溯与精神探寻,最终在对历史—文化的质询与反叛中建构了具有神性特质的心灵空间,并赋予其多重思想深意与审美意趣,从而实现了当代文学空间书写的超越与创新。

《看不见的人》中的空间书写与伦理诉求

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当属战后美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作品摆脱了黑人小说惯有的主题: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讲述了主人公无名黑人青年探寻自我和自我觉醒的经历。小说通过空间规训、空间迁移和空间重构等书写技巧,揭示了美国种族隔离盛行时期非裔族群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身份迷失,再现了人物伦理选择的两难境地和意识觉醒,反映了美国非裔族群的伦理诉求,同时也表达了种族融合的美好愿望。

姜夔词虚拟空间书写与词人心态分析

姜夔词空间书写表现着词人独特的心灵世界,其高频率的虚拟空间将词风引入浪漫缥缈、孤寂隐约的境界。姜夔词的虚拟空间可概括为以回忆为主的现实虚拟空间和以梦境为主的纯粹虚拟空间两类,考察虚拟空间书写,对把握姜夔词的词体特点、考察词人文化心理大有裨益。在塑造虚拟空间的方法上,姜夔往往采用视点变换、视线交织和画面切换的三维立体构架,营造出动态、秩序、冲突等美感效果。这些画面饱满、设计精良的虚拟空间书写恰恰是词人文学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的寄托,是坎壈人生与铭心际遇的追忆,也是在江湖和心灵中寻找出口的尝试。

«永州八记»的空间书写与柳宗元的精神困境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创作的山水游记,其文本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维度.«永州八记»在文本结构上打破了单一的时间顺序,呈现出立体化和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除此之外,«永州八记»中呈现的山水空间还是柳宗元以永州地理空间为依托,将永州的景观与意象等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学审美空间.作品中建构的永州山水地理空间氛围透露出的幽深清冷,更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人生境遇的寄托与写照.

空间书写的叙事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绘图与现代性

罗伯特·塔利提出的“文学绘图”概念结合了空间研究与叙事学,以之为视角,陀氏的空间书写在思想隐喻和叙事功能中的多重意蕴得以浮现。一方面,陀氏的文学绘图解构了其所属时代主流的“地图”式空间观,经由对主人公在彼得堡“行走”体验的描述,陀氏展现了彼得堡空间复杂的现代性维度。另一方面,出于对现代性语境的认知,陀氏在使用空间书写表征宗教主题时陷入了“绘图焦虑”,这也决定了作家在表现救赎主题时绘图策略的转变。不同于书写彼得堡空间时对主体性视角的强调,陀氏在描绘具有宗教救赎意味的自然风景时刻意转变了叙事视角,在与东正教圣像画类似的对主体性视角的搁置中,陀氏完成了对救赎主题的文学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