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实践研究——以邓石如篆刻艺术风格生成为例

清代中期是中国书法转型的重要节点,邓石如无疑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书入印”的模式被后人总结为“印从书出”。本文从字法、刀法、款识三个角度分析了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在其篆刻实践中的运用。

“印从书出”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

“印从书出”是篆刻学的重要观念和方法,对其逻辑基础需时做检视,以减少实践误区。首先,学习早期玺印,应重点关注文字分类和原初形态,将之归为秦、楚、齐等系列,金石味问题可置后。其次,应区别对待明清印谱和篆刻家,注目晚清名家,树立师法经典名家与经典作品的观念。再次,以朱简和赵之谦为例,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微妙关系。发现朱简的篆刻不宜师法;阅读赵之谦印论,但不要忽略专精的前提。

从“书从印出,印从书出”谈吴让之篆书风格

吴让之,字熙载,又名让翁,是清代中期继邓石如之后的又一位篆书大家,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熙载受邓石如的影响之后,又影响了赵之谦、吴昌硕、王福庵等人。因此,他在书法篆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阐述吴让之理论思想形成和对后世的发展;吴让之篆书的风格特点;论述其篆书作品中体现出的“书从印出,印从书出”的理论思想;总结他的风格特征,结合自己的临习感受,全面分析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印从书出”的得与失——邓石如、吴让之篆刻研究

清中叶文人篆刻空前繁荣,其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他们借古开今,标新立异,给清代印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其中"印从书出"的邓石如与"刀笔相融"的吴让之,对清中叶以后印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从邓石如、吴让之篆刻实践与印学思想入手,来探讨"印从书出"的得与失。

从“印从书出”到“印从刀出”——篆刻刀法的理论走向与教学实践

篆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它以刀代笔,在方寸之间彰显艺术之美,用不同的刀法将汉字的魅力凝结于大小不一的石头中。篆刻不同于绘画,也与狭义上的书法不能等同。它最初被作为身份的证明,之后成为书画作品中的一部分,进而变成一种纯艺术门类,逐渐分化出各种流派.

从“印中求印”到“印从书出”——兼论篆刻的本源问题

中国是重人文的国家,完全技术、技法的东西地位比较低下,只有被文"化"过以后才会有卓越的身份和地位。正如紫砂壶,由于陈曼生等人的制作而方身价百倍,篆刻艺术更是如此。当然,文人介入篆刻最为重要的在于赋予简单的实用技术以理念,从而构成内在的文化学术支撑。故本文拟就文人篆刻发展的两大理念—"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做一些梳理,一起见出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和阶段。

邓石如“印从书出”成功探索的意义

在明代晚期开始复兴的篆刻艺术,由于广泛运用便于镌刻的石质材料,使得大量文人参与印章的镌刻,印章这方寸之地成了充分展示文人文学、书法、创意、审美等综合修养的天地。清中期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成功探索成为篆刻创新的"不二法门"。

前“印从书出”阶段的邓石如篆刻——新见吴熙载题《完白山人印谱》考论

吴熙载题《完白山人印谱》收录了二百八十二方邓石如印作,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曾付梓,堪称近年所见最为重要的邓氏印谱。本文结合邓石如及其友朋的原始文献与旁证资料,通过对印谱所涉人物、史事与风格、作法以系统研究,论证这一始辑于乾隆四十年的自钤印谱,既是处于外出鬻艺初期的邓石如的交游积累,亦可谓其前“印从书出”阶段的篆刻实践的宝贵见证。

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篆刻分期

本文主要是对邓石如书法在其篆刻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探究,对邓石如“印式”在不同时期的“印化”生成进行展开,从“印式”范畴上将其“字法”通过“刀法”的传移摹写,对邓石如“印式”风格生成的分期过程进行研究,这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在实操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元、明篆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明代王冕尝试以花乳石为印石,文彭使用灯光冻石等,这些印石材料的更新。

印从书出

印从书出是篆刻史上一个重要命题,标志着明清以来的篆刻艺术进入全新的时代。《吴让之印谱跋》:“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实际上讨论的是邓石如的篆刻艺术风格,以自己篆书笔意入印,形成的独具个性的新印风,成为书风与印风融为一体的先行者。然而,这一印学思想的提出既有前人的理论铺垫,又有后继者的篆刻艺术实践。

“印从书出”在当代篆刻创作中的价值思考

随着印学的发展,"印从书出"的"书"由最初篆书而扩展到整个书法意蕴。纵观当代篆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分析"印从书出"在当代篆刻的内涵,并对当代篆刻创作的价值进行思考,以期在"印从书出"下创作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篆刻作品。

“印从书出”思想对吴让之印风的影响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号让之,自称让翁,又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诸生。为包世臣入室弟子、邓石如再传弟子。篆书和篆刻均取法邓石如。吴让之是晚清一位非常重要的篆刻家,他是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思想的积极响应者和忠实践行者。研究他的篆刻风格形成与其篆书风格的关系,对于理解"印从书出"这一重要篆刻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從“印從書出”看吴熙載、趙之謙創作異同

本文通過剖析吴熙載、趙之謙書法篆刻創作及其理論思考的異同,釐清兩家在藝術創作中的共同點及差異。儘管二人都從鄧石如一脈而來,但因他們後期取法方式與藝術創作走向不同,導致两人在書法、篆刻創作中形成不同的風格面貌。特別是鄧石如"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創作觀念在吴、趙的篆刻中得到異曲同工的繼承和發揚。"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篆刻創作方式,拓寬了當時人們對印章的審美局限,爲創作帶來了全新境界。

“印从书出”与“金石之趣”——论篆刻与书法的融通性

"印从书出"与"金石之趣"是体现印章与书法之间融通的两面。印风来源于书风,而印章的趣味(尤其是金石趣味)又对书法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特有的艺术品味。元明以来,士人讲求"诗书画印四绝",而"金石气""篆籀气"和"书卷气"等共同构成了书画印章重要的审美内涵。

印从书出 知行合一--我的篆刻艺术创作思考

在当前的篆刻艺术创作和专业教学中,艺术院校在研究生的教学思想和科目设置上更加注重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整体培养方案。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角度,需要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式。我博士三年时间是非常充实的,导师骆芃芃先生认真地梳理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过程中多体悟篆刻、书法背后的人文状态,体会微茫间的艺术表现,引导我追求传统中的正大格局。我的篆刻艺术创作从以下三点展开:一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定位;二是关于篆刻研究的路径;三是关于书法研究的路径。

“印从书出”思想的生成

中国古代的印学理论发展史,有其自身生成的脉络,梳理中国古代印学思想理论,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印学思想体系,是当代印章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乾嘉以来,从邓石如到赵之谦,篆刻艺术实践在"印从书出"印学理论指导下,印人群体达到了群星辉映的历史时期。

邓石如“印从书出”浅议

邓石如(1743-1805)“印从书出”的印学思想,启发了晚清印人的“印外求印”(1),邓石如之后名家迭起,在继承“邓派”的基础上继续创新与发展,例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等。吴让之(1799-1870)早年从邓石如弟子包世臣学习书法,被后世公认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2)吴让之将篆书的书写体验运用到篆刻实践中。吴昌硕在《吴让之印存跋》中提及:“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职是故也。”

书工二篆，印继八家——“印宗秦汉”与“印从书出”理论在王福庵作品中的融合

自西泠八家以后，浙派渐渐式微。到清末民国时期，浙派印人已经认识到程式化的倾向给流派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弊端。王福庵以浙派印风为主线，去芜存精，并上溯泰汉、博采元明，吸收邓石如“印从书出”的理论，重塑浙派形象，成为新浙派代表人物。本文从“印宗秦汉”与“印从书出”的理论发展入手，分析了两种理论的相通之处，并研究了王福庵各类印式中体现出的秦风汉韵与笔墨情趣，以期对当代篆刻家寻找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结合点有所启迪。

从《风俗通义》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晚出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具有较高的语言学价值。以《风俗通义》的词汇系统作为蓝本,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勘,列举出《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的例证32条,以便为其修订提供参考。

是出塞,更是还乡——梁晓阳《出塞书》及其新南方写作

广西作家梁晓阳的小说《出塞书》长达六十五万字,分为上部《新疆往事》和下部《十年转场》,全书以一种南方边地文人的独特视角,在高度还原“父辈”和“我辈”远赴新疆的出塞历程中,完成了外来者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出塞书》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旅行和写作成为作家自我确证的有效方式,《出塞书》既强化了主人公梁小羊多年来逃离故乡、只身赴疆的执着,呈现出文学理想烛照下的精神还乡,也深烙着梁晓阳本土的情感与文化印记,流露其南方写作的主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