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宋代书判拔萃科考

宋代书判拔萃科仅存在于北宋前期,曾两度置废,但性质有所不同。首次设置于建隆三年,属于吏部科目选,应试者须是有出身、有官者。大中祥符元年,因失去科目选意义而被废。第二次设置于天圣七年,属于制举之一科。景祐元年,因不合皇帝亲试的制科规矩再度被废。宋代书判拔萃科有较为严格的考选制度,曾得到认真执行。

宋初“书判拔萃”考

宋初书法史的文献资料缺乏,加之书家、传世品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展.并且,由于某些"先入为主"的"传统观念",致使我们对这段书法史的研究产生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书判拔萃"即为一例.……

唐代试判制度考述

唐代＂试判＂主要用于铨选,过去在＂科举与文学＂语境下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涉及;但从更宽广的＂取士＂概念上说,铨选亦在其中,故试判也是＂取士文学＂的重要文体。理论上说,唐人凡参与铨选者皆有过判文的制作,而所有参加＂关试＂者也须试判,其总量之大可想而知;现存的判文也为数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像唐代试判制度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还不甚详明。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材料，就此作一简要梳理和探讨。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

尹洙(1001-1047),字师鲁,宋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又中书判拔萃科.历知泾、渭等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以贬死.著有<河南先生文集>.尹洙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前导.韩琦<尹洙墓表>曰:'文章自唐衰,历五代,日沦浅俗,寖以大敝.

辨误与商榷:唐宋法律考试中的若干问题

传统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法学意义上的司法考试制度，但设置有旨在考查考生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的考试制度。法律考试始于唐而兴于宋，直至宋神宗熙宁变法时期，其制度设计发展到了顶峰。学界目前对有关唐宋法律考试制度史实之考订言之不详且存有争议。“书判拔萃”的首场考试工作应当是在开元十八年（730）开始筹备；尽管“平判入等”与吏部常选有相似之处，但它应当是吏部科目选的考试科目之一；宋代，国子监设的培养法律人才的律学创设于建国初年，也并非始于熙宁六年。

从及第为官到贬江州司马前的白居易

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考取了第四名进士,虽然年已二十九岁,但却是“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呻最少年。”十九年春,诗人又以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官宦生活。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诗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尉。二年秋调回长安,任集贤殿校理。十一月得授翰林学士。三年,得授左拾遗。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诗人是颇为得意的:“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天,诗人因母亲病逝丁忧在家,期满后诏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六月,被贬为江州司马,离开了长安。这一段时间前后共十六年。这十六年是诗人一生最重要的十六年。从仕途上看,极为坎坷,苦闷多于欢乐;

白居易与宰相的距离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早春,长安城,两位初入宦途的青年官僚—元稹与白居易,与前来首都习业、应试的科举考生,一同旅居永崇坊的华阳观,这里环境相对清幽,住宿费低廉,适合贫寒士子闭门苦读。不过,元、白二人在德宗贞元后期已科举及第,并因书判拔萃科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起家官,踏上了清要仕途的起点。此次闭户华阳观,主要是为了参加当年将开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制科考试,目的是博取更显要的迁转职位和光明的仕宦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