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厄论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的书厄论以胡应麟和谢肇两家为代表。一方面接续了传统的五厄说,架构完成了秦至元的"十厄说",提供了书厄史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重视书厄论的理论探索,考察私人藏书的致厄缘由,丰富并深化了书厄论的内容。明代的书厄论呈现较为突出的总结性与创新性色彩,影响了后代的书厄论研究。

《书厄论十种》导读

《书厄论十种》实际收录了历代学人记述和研究当日书厄事实的文献十四种,其中隋唐人各一篇、宋人两篇、明人四篇、近人三篇、今人三篇,基本收齐了散见在各种文集、期刊中的代表性文献,并附刊有三篇与此有关系的资料。所谓“书厄”,是指历史中国社会书籍不断散佚毁失的事象。对于书籍散佚毁失的聚散事实,汉代即有人注意及之;但直到隋代,当时负责典掌国家秘籍的牛弘(544—610年)方对其作了系统的历史总结。午氏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书厄”,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此后。

《永乐大典》的书厄、流散及其文化传承

《永乐大典》是我国图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对图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图书事业为视角,梳理《永乐大典》的编纂背景、历经浩劫及国内外流散的坎坷历程,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沧桑与不朽价值。这部国宝级典籍饱经沧桑但传承之路依旧蹒跚,亟须更多关注。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论证《永乐大典》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探析传承路径,旨在激活其新时代生命力,推动《永乐大典》的文化智慧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

“己酉书厄”:发生在1969年秋冬季的旧书刊资源损毁

1969年9月开始的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艺术院团里,大批干部、教师、专家学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被组织性地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时政举措,使得大批被"下放运动"波及的城市家庭所存书刊,多被户主或其家属作为"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被直接抛弃为"垃圾",这是"己酉书厄"的成因。"己酉书厄"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文革"时政,大肆鼓噪和执行"读书无用"乃至"知识越多越反动"路线的社会恶果,更是造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大面积"书荒"现象,以及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旧书刊市场资源严重贫乏的社会原因之一。

书厄——中国图书发展史上的憾事

文章简述了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历遭的书厄,旨在让广大读者了解图书事业发展的艰辛历程,珍视如今太平盛世出书、藏书、用书的大好时机,形成人人爱书、读书、护书的风气,促进书香社会、书香家庭建设,进而推动图书文化事业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太平天国时期的“书厄”及诗歌书写

典籍作为士人精神之外化,著述者藉此以言志,读者凭此而尚友古人。文献、文人与文心三者由此构成了一种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便形成了士人对文字的爱好与崇拜。太平天国运动因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规模大,造成了典籍的大量亡佚,成为历史上“再续五厄”之一。面对书厄,此时的士人情感出现了多向维度,但寄寓更多的是对士风、士气销沉与重振的关注,主要通过因时势变动而引起的文武消长体现出来,又通过建立书局,修复书院、学校等举措得以推行实施。

浅谈书厄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概述了历史上的书厄现象,并进一步分析了书厄产生的原因,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书厄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浅析中国古代图书遭厄原因

在中国书籍史上,图书文献的命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和重建,毁灭之巨大与重建之艰辛构成了中国封建王朝图书厄运史的一个循环现象.本文欲从意识形态(政策性)、战争战乱、文献自身以及一些意外的事件和文献技术等角度来对中国古代图书遭厄原因进行一些粗略探讨,以期对现代的图书事业作些借鉴.

中外书厄与文化

讨论文献与文化的关系,从大量中外书厄的史实中探究书厄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我国古代书厄的原因研究及其特点

古代学者对书厄原因的探讨主要蕴含在书厄的分类之中。近代学者将书厄分类进一步系统化,更加强调人为因素对书厄形成的影响。当代学者则将战乱、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风尚、保管和自然等各种因素纳入分析书厄原因形成的视野,研究角度日益多元化,认识逐步趋向一致。归纳古代书厄形成原因研究的历史演变,分析该主题研究的特点,既是对古今学术研究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对古代文化传播机制进行的一种有益探索。

古今书厄发生机制浅析

学界对书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书厄史、书厄原因、书厄的预防和重建等方面,由于遥离书厄的发生时空,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可能非常小。文章综合书厄史研究,对传统书厄观、数字书厄观进行比较,并从兵祸战乱、管理、文化因素、传播手段等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书厄发生的"社会动因论"。

中国古代文献创伤记忆研究--关于“书厄”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

中国古代的“书厄”记忆并不产生在书厄史实发生之时,而是肇始于隋代牛弘的“五厄”之说。在其之后历代的“书厄论”话语建构了古代中国人独特的文献创伤记忆。“书厄”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书厄话语的叙事者(书厄论研究主体)以“厄”之名将书厄事件从文献散佚的历史中分离出来赋予具有创伤性的义理,并经“书厄”事件的组织与阐释构建书厄记忆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各元素在对书厄话语的接受与回应的过程中参与到文献创伤记忆的社会建构中。藉由这一创伤建构,有利于更清晰地认知和辨认文献暴力为人类文化所带来的灾难及其反复存在的根源,而社会应担负起何等责任。

清代图书文献遭厄之探究

清代图书文献灾害发生频仍,一部《四库全书》的编纂及藏书历史,是一个国家命运的缩影。通过剖析＂康乾盛世＂埋下的祸根,总结产生书厄的历史根源,以期以史为鉴,使我国图书文献不再重蹈＂书厄＂的命运。

书厄与中华文化之兴废

书厄是指图书遭受的毁灭性的破坏的现象 ,书厄是图书的灾难 ,也是文化的灾难 ,但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分析了书厄的性质和成因 ,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书厄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中国历代书厄观演进特征论

作为一种学术思想 ,中国历代的书厄观纷繁复杂 ,文章从这些经纬交织的书厄观中揭示了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四个特征 ,从不同侧面揭示中国藏书文化的丰富内涵及藏书事业发展的曲折经历。

汉唐书厄述略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产生之早,在世界文化史上皆首屈一指。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古籍遭受第一次浩劫起,每每社会的大动乱,统治者的专制,侵略者的践踏,天灾人祸,都使书籍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本文拟就秦末汉初到唐代的书厄作一概述。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书厄不始于秦孝公——兼与李更旺老师商榷

《图书馆学研究》八三年第一期载李更旺老师的《秦代藏书考略》一文,李老师在文中把我国古代的第一次书厄定在秦孝公之时。他说:“秦在商鞅变法之时曾进行一场大规模焚毁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动。这次焚书,可称先秦书籍遭受的一次大厄。”对于李老师的这一结论,我觉得颇有商榷的必要。

再谈我国第一次书厄问题——兼与李德山同志商榷

贵刊于1984年第二期刊载了李德山所写的与我商榷的《我国古代的筇一次书厄不始于秦孝公》的文章(下简称李文),对拙著《秦代藏书考略》(载《图书馆学研究》八三年一期)中所提的“秦在商鞅变法之时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焚毁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动。这次焚书,所称先秦书籍遭受的一次大厄”这一结论提出疑义,并列出五条根据加以驳斥。李文最后说:“这并不是我囿于前说,缺乏创新,而是事实就摆在这里”。那好,我们就用史实来说明历史的真象吧。第一,李文首先例举隋牛弘所提的书之“五厄“,又举明胡应麟所补论的书之“

藏书厄运录

本文以牛弘的藏书五厄论和胡应麟的十厄论为基础,汇集明以后历代名人论述的书厄,收录从秦始皇到'十年动乱'二千二百年间,毁书十七次的记载,按照胡应麟藏书'盛聚之时,大厄之会'的理论,根据甲中、乾隆、日寇、'文革'期间书厄的事实,得出我国典籍蒙受十七次大厄的结论。文章还评析历遭厄运的原因。

书海谈“书厄”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为光辉灿烂的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图籍。然而每每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兵燹的灾祸,统治者的专制,侵略者的践踏,都使书籍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其封建王朝,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除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纪一概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