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在哪里?——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

书史研究学科林立,各自割据一方:达恩顿的书籍社会传播模式有整合之意,且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遭到了同道批评;基此,亚当斯与巴克提出一个重书籍自身而不是传播的新研究范式。这些不同的研究及其范式,恰可为我们思考出版提供启示。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通过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同出版模式做一辨析,同时分析我国出版研究与书史研究的某些同异,提出以“出版性”为视野,以出版物质技术为条件,既看到出版的共性,又关注到不同物质技术带来的出版范式之不同,由此可以从历史观照现实,将传播出版化,探索构建数字时代的出版新模式。

论宋人题跋与蔡襄书史形象的建构

蔡襄书法史形象存在两个相反相成的象喻系统,其形成与宋人题跋所表达的书学话语密切相关。欧阳修的题跋与蔡襄的书法形成双向互动,初步奠定了蔡襄书史地位;苏轼“本朝第一”的品第引发争议,其象喻模式却在南宋年间产生重要回响;与黄庭坚、米芾以闺房女子描述蔡襄书风不同,南宋以张栻、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士人在题跋中突显了蔡襄书风的儒者形象。通过题跋的书写,宋代士人得以深度介入书法批评领域,阐发重要的书学观点,作为“副文本”的题跋与原作深度关联,为一幅作品提供丰盈的历史现场,有效参与原作意义的建构、阐释与传播。

王褒入北與其書史形象的構建

王褒是南北朝後期重要的文學家和書法家,也是南北書法融合踐履的典型代表。然而,因其無書迹存世,學界多聚焦于對王褒書法史地位的評價,而對其書法面目的總結往往并未充分關注。本文綜合王褒家世、師承、社會活動及文學修養等方面,旨在多維度立體展現王褒的書法史形象。

清遗老书史形象演变论析

20世纪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西方没有对应的参照物,使之并没有像绘画艺术一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古今”“中西”的交汇碰撞促成了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转变。因此,在百年来书法史的写作中,清遗老书家的形象不尽相同,存在由高尚到耻辱、由凸显到遮蔽、由进步到保守的变化,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清遗老书史形象的阐述仍有分歧。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演变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领域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近代史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再论张照的书史地位——以帝王、时人及后学的评价为据

张照一生历经三朝,其书法倍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所倚重,去世后,谥文敏,与明朝的董其昌、元朝的赵孟頫并为“三文敏”。乾嘉之后,随着碑学的兴起,对张照书法也开始有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本文将根据现有文献,钩沉出康雍乾三朝帝王、时人以及后学等对张照书法的多方位评价,并进行分析研究,正视张照书法在清中期帖学发展中的书史地位。

爱丁堡大学书史专业硕士教育浅析

爱丁堡大学书史研究中心开设"书史和印刷文化"研究生课程,授予理学硕士学位。本文从教学目标、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师资等五方面,对其书史研究生专业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管窥该研究生课程的特色理念和教学方法。

《书史》《画史》的叙事转向

中国古代艺术史家擅长叙事,却有着叙事模式之别。在以帝王将相、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治史模式的影响下,宋代以前的艺术史写作通常按照传统史籍的治史方法,表现为以朝代为类目、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是一种以品评艺术家为主的“叙史”写作体例。到了宋代,私撰笔记的大量涌现使得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叙事成为主流,特别是以米蒂为代表的著述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叙事模式在由宏观至微观之转向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书史叙述的范式危机与书史重构

随着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艺术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逐渐浮出水面,而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甚。书史叙述范式危机的解决,可以在传统的框架内寻求生发的空间,亦可另行构建新的叙述模式。但凡艺术史研究有大的突破,大都离不开艺术史观的更新,书史研究亦是,而目前常见的有实证史观、进化史观、社会史观、文化史观、制度史观和风格史观等。新书法史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书法史观就此失效。新与旧更多体现在时序上,具体使用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书法史若要在写法上有所创新,一是拓宽研究范围,二是改变叙述视角,三是运用不同历史观看待书法史。书史研究想要彰显中国学派的优势,实现跨学科对话,书史叙述范式的全新开拓极为关键。

范本问题及其他——读何碧琪著《琢磨书史》

在以往书法史的个案研究中,判断一位书家取法的渊,不但依靠书家同时代人以及后人的评骘,更有研究者的目鉴。研究者通过对其作品的风格分析,在经典序列中找到书家的定位,锁定其学书之槖籥,并以时间之先后钩稽其书风演进的涂辙。这厘清了书家风格中的传统与个性,传统给予了书家风格的“合法性”,而个性确定了其艺术价值及在书史中的地位。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史研究——由何朝晖译《书史导论》说开去

所谓“中国书史”，就是中国图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图书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朝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图书。据最新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估算，仅现存中国1911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图书（古籍）就有20万种左右。而围绕着图书所产生的各类文化现象，更是丰富多彩。但过去讲“中国书史”，基本局限在中国书籍制度史的范畴。纵向来讲，往往是从甲骨文开始，继之以青铜器铭文、竹木简策、帛书帛画，然后是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等等。从横向的角度来讲，

中国书史研究纵览

在我国,图书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不仅流传下来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还首先创造和发明了理想的图书载体——纸和加速生产制作图书的先进方法——印刷术。这些发明和创造,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奠定了中国书史在世界书史中最显著的地位。然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和总结却是极其不够的。我国早期的书史研究是和文献编纂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结合在一起的。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研究,书史领域的专门著作的出现,则是迟至本世纪初年才开始发生的。

书史研究浅议

(一) 书史就是书的历史。书史的内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图书印刷史、图书贸易史、图书馆史、书目史和阅读史等等掺杂在一起①。“书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西方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当时它的主要内容是从文字的历史到古书的形式,欧洲中世纪的图书,十五世纪的图书印刷。

断代藏书史与区域藏书史研究的交汇——台湾版《明代的江南藏书》推介

自清末民国以来,藏书文化史研究就逐渐发轫滋长。代表著作为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初版于1929年的金步瀛、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及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数量虽然不多,却成为藏书史研究领域的精品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书史研究书录

书籍的产生,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书籍得以发展的两个基本的关键的条件:纸与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民最早发明的,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从甲骨的书到现代的书,其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无论在书籍的生产材料或生产方式上,都发生了伟大的变革。书籍是一种社会的产品,这些变革的逐步实现。

书史理论:以社会视角观照书籍的历史

现代意义上的书史理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由多个学术流派与思潮交汇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西方书籍史重点探讨的是印刷书籍,力求从社会视角来拓展书籍的研究,着重探讨书籍的社会意义,并以此作为阐释的中心。这异于中国书史研究主要落脚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这种以书史理论来进行书籍的历史及出版史研究的方式值得借鉴。

概念史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

近年来,清季民国时期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颇为学术界所重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似已成为一个"显学"。但从研究现状分析,恐怕是量的累加较为突出,质的深入颇不理想,平面化的讨论总体较多,即除个别成果外(1),主要成果是关于教科书内容本身的探讨以及该内容和时代变迁、学术发展之关系的考察,多见重复劳动,这表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如何深入下去,使研究水准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

别处的风景: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书史理论

西方的书史研究是建立在媒介变革和跨学科思路之上的新兴学术领域。中国学者对其引进和接受,分布于新文化史、接受美学、媒介环境学等几个相关的学术领域。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的《什么是书史》发表,为西方的书史研究界定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边界。随着中国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体认日益加深,对西方书史理论和研究成果的翻译日益繁盛。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学者对其研究沿着三个路向展开,一是对书史理论源流的追问,二是对代表人物达恩顿的研究,三是对诸多成果的书评。当下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西对比的研究思路逐渐显现,一方面是基本的学术成果引进之后,构建中国特色的书史研究是一个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今后对西方书史研究的两个领域:一是西方书史成果的引进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二是书史研究的细分化与本土化。

书史研究的“西方视角”--读《书史导论》

近年来，伴随着一些西方书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被译介到我国，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日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由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莎虽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专著”，

米芾《书史》考辨

米芾《书史》记录了平生闻见的大量真迹法帖,考订探讨了与书法相关的诸多问题,是了解米芾书学思想,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著作。本文对《书史》内容,《书史》与《宝章待访录》的关系,《书史》的成书时间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考辨。

集徽州出版著述之大成——《徽州刻书史长编》评述

中国历史上的徽州，风光旖旎，人文荟萃，徽商经营有方，财力雄厚。徽州人崇尚教育，热衷科举，醉心学术，喜修族谱，爱建祠堂，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基于地域而形成的徽学，被誉为是与敦煌学、藏学比肩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