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亭书派的崛起看董其昌的书史意义

在明代的万历年间，中国书法史上发生了一个影响至深的事件：以董其昌为核心的华亭书派取代了此前以文徵明为核心的吴门书派，成为书坛流派的新贵，董其昌也顺理成章的登上了书坛“盟主”的高位。诚然，华亭书派的崛起与董其昌个人的成就以其积极主动的构建密不可分，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书法的主要流派发生如此急速的更迭为书史所少见。声势浩大的吴门书派为什么无法抵御这种改变？这个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是否存在历史的必然，）如果存在，那么去认识它或可认清书法发展中的一些规律。因此，有必要对此次书法流派更迭的过程、原因，以及董其昌在其中的独特作用加以再认识。

金文“楚化”及其书史意义

作为上古楚人的官书,楚金文的出现是楚人以自己地域文化的审美眼光对宗周金文进行“楚化”的结果。金文的“楚化”不仅表现在用笔、结体及构字法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楚人对大篆字体的变形、草化和装饰美化方面。“楚化”使金文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装饰性、抒情性等特点,也强化了书法的书写意趣和笔致韵味,极大地丰富了金文的表现形态和审美趣味,为汉字走上艺术化道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钟王之外 另辟蹊径——张瑞图的书史意义

本文认为就所取得的书法艺术本身的成就而言,张瑞图并不能跻身于历史上一流大家的行列,但作为晚明书法"异美"思潮的实践者,能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有着十分重要的书史意义。

《寒山帚谈》对“时书”的批评及其意义

吴门书法因文徵明的贡献进入鼎盛期,而在文徵明去世后不久逐渐衰微。赵宧光的艺术活动时期正当其时,其书法论著《寒山帚谈》包含着丰富的书学思想,置于当时书坛的背景下,批评意义尤为凸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吴门书法的发展问题,对今天书坛的价值取向也具有重要的反思作用。

浅论西汉及新莽刻石在“隶变”中的意义——以《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为例

中国书法艺术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隶书中的两汉碑刻尤为丰富多彩。然而,在隶书的继承和发展上,书家更多关注的是东汉以后成熟隶书的碑刻及摩崖等范畴,而作为"隶变"重要一环的西汉刻石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西汉五凤二年的《五凤刻石》和新莽天凤三年的《莱子侯刻石》为例,对西汉及新莽时期刻石在"隶变"过程中空间改造的书史意义和在书法流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略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