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的修辞术:“独创性”概念的生成、误读与反思

“独创性”概念是现代版权制度的基石,也是新兴文化生产与现代版权制度的冲突焦点。由于“独创性”概念的历史语境已经褪色,现实版权纠纷中人们对“独创性”的理解和使用夹杂了一定的“事实/价值”错位和话语误导。要准确认知“独创性”概念,还需要在文艺思潮属性的“独创性”概念进入版权法律体系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还原“独创性”概念在著作财产权建构和多元价值协调中独特的修辞功能。“脱语境”的独创性概念能够反过来塑造现实,对多元文化表达和新兴出版实践构成压制。摒弃脱语境误读,吸收继承“独创性”修辞策略中暗含的政治智慧,有助于继续发挥好“独创性”等历史性概念在权利分配正义和利益平衡方面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英国早期司法判例中的作者权利

《安妮女王法》开启了著作权法制化之门,但由于这一立法范式的出现并非是由于立法者对于作者权利的重视和对于制度创新的追求,而纯粹是由于各方利益纠葛妥协的偶然产物。于是,《安妮女王法》在权利限制的条文中就采用了特殊的双轨制方式尝试协调书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对于两种不同的保护期限和权利性质,该法却又未做出任何的解释和交代,这就为后世著作权制度性质的置疑埋下了隐患。同时,《安妮女王法》的权利限制之困促使书商改变策略,以Midwinter v.Hamilton案的审理为标志,书商公会从寻求议会立法保护转向到法院寻求权利救济,并由此开始了延续30年的"书商之战"。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Millar v.Taylor与Donaldson v.Beckett案,就直观细致地反映了著作权法制化自《安妮女王法》确立开端以来发展路径的选择,即著作权的权利类型化或制度体系化。且借由司法判决,英国法进一步确立了作者在著作权法表达中的中心位置,并真正确立了后世以作者为导向的著作权立法模式。也开启了著作权理论从面向立法的纯粹理论模式转变为面向司法的实用主义保护模式的最初进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著作权法制化的过程,就是对于权利主体的确认和选择的过程。权利内容基本框架的确立同权利主体的选择相关联,作者主体身份像幽灵一般始终萦绕在著作权法制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