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彤管贻芬——从《绿槐书屋肄书图》题咏看张纶英书家形塑

晚清阳湖女书法家张纶英书学北碑,知名当时,广受追捧。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上元画家朱龄慕求张氏书作,以《绿槐书屋肄书图》为请。之后,张纶英弟曜孙广邀诗友题咏唱和,书名远播,引来一片赞誉,勾画出从邓石如,到阮元、张琦,到包世臣,再到张纶英的一条清晰的风格传承路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北碑书风在道光年间士林间的流行趋势。

古代书家“并称”现象探析

书法史中书家并称现象较为常见,且种类多样。而书家并称作为书法批评的一种形式,相较于其他书法批评方式具有其自身独特性。对于群体性批评意识的生成及书家经典的建构,书家并称这一书法批评形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以并称现象为视角,以书家群体为主体,对书法史中的并称现象进行梳理与归纳,探析书法批评视域下书家并称的价值所在。

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平生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这是日本江户时代艺术家良宽禅师的著名观点。在他眼中,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固然“高端”,但往往会因为技巧上的过度“圆熟”而缺少灵动和生趣。事实上,在各种公开课上,也同样存在“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诗意”的课堂导入课堂导入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将“战线”无限拉长。一位教师执教《枫桥夜泊》时,先出示二十世纪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歌词“留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再让学生找找“无眠”一词的近义词.

《滇南书画录》所见明清云南书家地域分布及变迁——兼论其在云南地域书法研究中的价值

《滇南书画录》是民国文献学家方树梅编纂的一部书画目录。此书专录明清云南之善书、善画者,所辑资料翔实而丰富,是研究云南书法史的重要文献。通过分析《滇南书画录》的书家小传可以发现,明清两代云南书家主要集中在云南府和大理府。有明一代,云南府和大理府的书家数量相当,但自清代以后,云南府的书家数量开始远超大理府,且在区域集中度上也更胜一筹。这表明在清代以后,云南地区的书家逐渐开始向云南府集中,这一变化与此区域的政治、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徐兴公的书学思想——兼论晚明闽籍书家书学思想共性

晚明福建诗人、藏书家徐[火勃]博学工书,可惜书名为其他所掩。今考其相关诗文,发现其书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人品,强调自成一家;对刻帖认识清醒,学书力求善本,通晓笔法;耽爱隶书,提出“古意”与“秀雅”之分;敏锐地注意到金石之学,并开启了带有“访碑”性质的寻访古刻之行。晚明闽籍其他书家在书学思想上与徐[火勃]存在着很多共性。

民国时期遗老书家群体的身份转化及书法立场

遗老群体在民初书坛作为一个鲜明的阶级集群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使他们因政治或经济因素不得已发生了身份的转化,由遗老型书家转向了学者型书家、政要型书家甚至半职业化和职业化书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书法活动时的立场也或多或少地因身份的改变而产生微妙变化。但总体而言,遗老书家群体仍受到“遗民情结”的牵制,身份转化并不彻底,书法立场仍旧保守,大多停留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游艺”思想中,缺少书法主体意识,在对书法家这一艺术身份的自我认证中仍处于困境。因而遗老书家在书法实践中难以出现艺术化的表达,也无法带领民国书法实现现代化转型。

清代八旗书家铁保家世考

铁保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臣,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与翁方纲、刘墉和成亲王永瑆并称为“翁刘成铁”,亦被誉为“八旗第一”。不论是在清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书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迄今为止,相关学者对铁保之氏族传承与家世尚没有理清。从铁保逝后诸碑传资料入手,结合《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史料,对铁保之家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

“此待诏职也”:北宋中晚期书家身份区隔及其话语建构

宋仁宗朝,士大夫开始明确反对书伎术官违制转迁,“区别士类”的朝廷公制较之宋初获得更为严格的执行。同时,随着欧阳修、蔡襄等提出并实践了“师古—取意—自娱”这一士流书学体系,士流书家实现了对书伎术官书法成就的全面超越,并明晰了两者书法观念的根本不同。当苏轼、黄庭坚等进一步深化士流书学体系时,书伎术官则被斥为反面典型,彼此书法美学的取向差异被定性为“身份—趣味”的雅俗不同。通过这一“制度—文化”双重话语建构,书家身份区隔在北宋中晚期逐渐确立,士大夫阶层完成了一场以书法为媒介塑造自我精英身份的社会权力表达。

“察书”释义兼及古代书家的客观存在

汉魏的碑石一般不具书写者之名,这是时代的风气。但是,无论汉、魏,均不乏例外。汉“三颂”之一《西狭颂》就有下辨人仇靖的署名,而据《集古录目》《天下碑录》等文献,“三颂”中的另一种《阁颂》,是“仇佛隶书”。二《颂》在武都境内,正与书家所署里籍下辨吻合,下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此在书法史上留下了一笔。而刻石上的仇靖、仇佛之名,显然是书法意义上的署名。

书家“借酒”浅析

纵观我国书法史,许多书家在饮酒后写出的作品往往比未饮酒时所书写的更为精彩,既能让欣赏者惊叹,又能让自身有酣畅淋漓之感受,比较典型有唐代张旭与怀素,宋代的苏轼等。他们饮酒后能达到一种情感充沛,灵感迸发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书家的书写水平可以超常地发挥,甚至达到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饮酒”对“身、心、灵”三个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从禅学所说“禅”的状态来分析书家饮酒后的书写状态,这样既能了解饮酒与心性的关系,又能从中国哲学“心性论”上来看待饮酒。

《裴岑纪功碑》对清代以来书家的影响

《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全称为《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与《任尚碑》《焕彩沟汉碑》《刘平国碑》三碑均属于西域东汉时期的碑刻。《裴岑纪功碑》备受重视,有大量的书家学者对其研究学习。

古代无锡书家的群体性特征--以锡山秦氏家族为例

无锡历代书家的群体性特征主要来自两方面影响:一是家族文化,二是与无锡交往密切的其他地域流派。以锡山秦氏家族为例,从家族和地域流派两个角度展开,探讨古代无锡书家的群体性特征。

魏晋南北朝平民书法的发展——从佣书业的兴盛到寒门书家的崛起

魏晋南北朝是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书法艺术也取得突破性发展;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成熟,书体得到迅速完善。在此基础上,士人阶层的艺术主体意识显现、书法开始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变。佣书业也在这一时期兴旺发展,并在此背景下催生了一批以此为业的底层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将写好字作为生存的手段和进入仕途的方法。南朝时期,大多具有文化基础的寒人因擅长书法获得拔擢,形成“寒门书家”这一群体。通过文献史料梳理魏晋时期佣书业和寒门书家的发展,并对书家的士庶之别等问题进行思考研究。

明末清初岭南书家群研究

本文以明末清初岭南书家为对象,借助其传世书迹及相关文献,考察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忠烈书家群、遗民书家群、释氏书家群等不同书家群体及其书风,揭示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清代刻书家龙万育生平考述

龙万育为清代嘉道之际知名刻书家,其生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仕宦川陕赣甘(1790—1817)、遣戍伊犁(1817—1821)、还归成都(1821—?)。一生之中刊刻书籍二十余种,其中以刻印《读史方舆纪要》显名后世:龙氏广为搜觅《纪要》善本,以敷文阁之名将顾氏原书一百三十卷印行,同时附录《舆图要览》四卷,是为《读史方舆纪要》刻本之中首部足本,后世翻刻《纪要》基本以敷文阁本为底本进行刻印。

五位著名闵版刻书家考述

明代湖州闵、凌二氏是套版印刷的巨擘，在明末，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但目前学术界对闵、凌套版印刷的研究深度还很不够，尤其是对这些套版刻书家的具体考察几乎还未涉及。文章就五位著名的闵版刻书家的生平、著述、刻版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考述。

晚明书家对钟繇楷书的崇尚

晚明书法的关键词中多有"以狂出新"之语,却往往忽略"复古"之词。此古为"魏晋之古",晚明"以狂出新"的诸多书家也受此古风的熏染,尤爱钟繇楷书。他们在此风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迥于前人的浪漫主义书风。

清初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宋荦

宋荦是清康熙年间的名宦,又是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其家藏之丰,刻书之精,为当时学者文人自叹弗如。尤其承刻三种"御籍"的完成,促进了"康版书"风格的形成。本文就其在藏书缘由和收藏特色、刻书成就及影响等方面做简要的论述。

清遗老书史形象演变论析

20世纪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西方没有对应的参照物,使之并没有像绘画艺术一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古今”“中西”的交汇碰撞促成了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转变。因此,在百年来书法史的写作中,清遗老书家的形象不尽相同,存在由高尚到耻辱、由凸显到遮蔽、由进步到保守的变化,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清遗老书史形象的阐述仍有分歧。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演变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领域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近代史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