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文本读文本:据书手特点释读《参不韦》的几处疑难文句

清华简《参不韦》是由“《保训》书手”两次抄写而成,根据其字迹所反映的个人特点,可将《参不韦》简72的“魝”校读为“割(害)”;将简41、94写作“兵”形的“戒”字,从同形字中区分出来;将简62、73、118三处与“由”字同形的“古”,读为“辜”;将简14、47、60从“厇”声的“[口厇]”等字,释读为“橐”,训为藏;将简44整理报告释为“湄”之字,改为“[氵申]”,并将所处文句读为“几(机)[辶朱](速)女(如)[氵申](电),神[辶朱](速)女(如)[百分](化)”。另据“《皇门》书手”对他抄写内容的校改,可将“民盈”之“民”读为“弥”。这些试解旨在说明,面对具有鲜明书写特点的写本古书,其文本整理的疑难问题,可以尝试“跳出文本读文本”来思考解决。

基于书法史视角的唐代书手价值研究

传统书法史通常对名家名迹研究颇多,对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书手缺乏专门深入的研究。在实用性的书写活动中,唐代涌现出诸多书写技艺娴熟高超的书手,他们的墨迹在当时及后世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或"书法"价值,对繁荣唐代书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充分肯定书手不容忽视的书法价值,对于全面了解书法文化的完整过程、真实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论南宋版刻楷书书手、刻工与印工

版刻书法的产生是书手、刻工与印工共同合作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南宋版刻楷书书手大多由训练有素的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组成,同一地域书手的书风较为接近。南宋版刻楷书刻工有集梓人与石工于一身者,日刻字数约百余个。版刻楷书逐渐走向板结僵化,正是书手与刻工互动的产物。印工印刷技艺的高低,对版刻书法也有着重要影响。

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书手、书体试析

在探讨《二年律令》文字的书写风格、书写速度、文字布局、文字结构、书写笔画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年律令》书手、书体的情况。《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为主要书手,书写了半数以上的竹简简文,而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

古代书手起源考证

书手概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依靠自身的书法技艺,从事文字抄写之吏员,负责誊录公文、缮写典籍、抄写经文等。典籍所载“书手”一职,始见于唐。追溯其源流发现职此业者,秦汉已有之,唯其身份、称谓不同也。

唐代书手探微

唐代书手概指设置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中具备相当书法技艺的抄写者,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品居流外,积劳累考后可入流,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不高。当代学者考察唐代流外人员时对书手关注甚少,故此,探讨唐代书手的设置、地位及出身入仕状况,是对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中皇山刻经书手与刻工初探

中皇山北齐佛教刻经现存十三万余字,代表了北齐楷书的最高水准。但其书手与刻工却记载阙如。本文通过现场考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有关文献,推测出该地刻经的书手人数至少有八九位,很可能是受聘请或游方而来的同一寺庙或僧团里的僧人,刻工则是服务干北齐皇家的邺都近畿工匠。

清代书手述论

清代书手群体活跃于社会各阶层,在纂修大部头图书、科举考试誊录和私人图书抄录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手群体生活状态各异,有的可以凭借抄录得以入仕,有的则只能借此养家糊口。书手群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得一手工整的馆阁体楷书,虽然在书法艺术史上不闻其名,但是书手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

北宋时期版刻楷书主要取法唐楷,或法乳欧体和颜体,或兼取欧、颜之体,或兼取欧、柳之体。无论何种风格,刻工都严格忠实于字体原有笔画进行镌刻,加之时代久远等因素,使得北宋版刻楷书古朴厚拙、敦厚可爱。北宋版刻书手大多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不仅有书法名家、朝内大臣,连皇帝也一展身手。北宋版刻刻工技艺高超,出现职业化倾向。

里耶秦简“赀赎文书”的书手探析

探讨2002年出土三万六千余件的里耶秦简,以目前已公布的一组十二件木牍的书法为主要內容。秦代「赀赎文书」案件所记是追讨赀赎欠款,由阳陵县呈交洞庭郡再转发迁陵县的文书办理记录。在各级文书中均有经办人员的记名,一般都认为可能就是木牍文字的书写者,里耶秦简提供较多的相关案例足资参考,将相同文字书迹的字形结构与笔势相互比较,可以辨察其中异同获得真相。

唐代书手的出身与仕进——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唐代书手设置于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文化机构,从事文字抄写工作。因职卑位低,史籍记载阙如,新出墓志为研究书手提供了新资料,既有助于补正书手家族世系记载、梳理书手设置与执事,又可窥探书手群体仕途发展的复杂性。从伏案抄书到善录王言,从低级僚佐到中级官员,虽出身相似,其执事、释褐、入仕、迁转情况截然不同,并囿于其浊流出身,难以跻身清要。

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迹和文字修改現象

清華簡作為戰國時期的抄本文獻,為我們研究早期竹書的書寫特征提供了絶佳的樣本。本文先將目前已公布的27篇竹書所見字迹和書手進行分類,共發現了13種字迹,其中第一種字迹發現的數量最多,共有11篇,第五、八種字迹各有2篇,第十一種有3篇,其餘各種均有1篇,同一字迹的各篇或許可以理解為是在同一時期集中抄寫而成。在識字迹的基礎上,我們對簡文中的補脱和削改現象進行討論,亦發現有原文書手補脱和校讀書手補脱兩種情况,而對於錯脱文字的削改,也有少數修改和大段修改兩種不同的方式,此外,標題文字也有削改的情形。上述情况豐富了我們對戰國竹書抄寫狀况的認識。

清华简“《尹至》书手”字迹的扩大及相关问题探讨

通過共見字的運筆特徵和文字結構的比對,可以確認《祭公》《厚父》《攝命》三篇與《尹至》等十一篇出自同一書手(可將其稱爲“《尹至》書手”),但二者在抄寫時間上有批次的不同,因此其字迹特點略有差别。綜合字迹特點、竹簡形制信息等的考察,可將“《尹至》書手”所抄的十四篇文獻分爲六組,它們基本以文獻背景時代的先後爲序,且皆屬故事背景在商代、西周的“早期文獻”。此外《厚父》很可能接續在《封許之命》之後,與之編聯爲一卷,由此推測《厚父》是“周書”的可能性極大,且時代不早於成王時期。通過同一書手所寫的異體字,可以更加準確地了解以《厚父》《攝命》《祭公》爲代表的“早期文獻”的一些“底本”特點。

书手对汉字字形发展的影响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形、音、义为其三要素。汉字字形的发展、演变和定型,除了与汉字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有关外,"书手"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尤其是古文字阶段,书手的一些书写习惯,如赘加装饰笔画,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汉字字形所从哪个偏旁的问题。而且,由于书手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将一个偏旁抄写为另一个形近偏旁,致使文字以误抄后的偏旁定型。之后,人们对定型后的汉字字形约定俗成且已司空习惯,但真正的字形结构及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另外,在促进汉字偏旁的逐步定型以及合理布局偏旁位置使汉字形体更匀称方面,书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故而,深入挖掘书手对汉字字形发展演变,尤其是对古文字阶段到隶变期间的影响,尤为重要。

試論清華簡書手的職與能

清華竹書的不少副文本(paratext)特徵,如篇題、簡號與標識符號的分類都與筆迹分類高度吻合,可見這些内容以外的文本特質的成因都與書手密切相關,並非完全“隨機”。清華簡的標識符號更可能來自書手,而非讀者,即説明這些符號當被理解爲對於竹書文字意義的控制,而非某一讀者反復閲讀理解的痕迹。由此看來,書手在掌控文字内容之外,或許對文本的物質型態與文意的固定與流動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侯马盟书书手考

侯马盟书的书写者似乎早有定论,张颔曾在《<侯马盟书>文字体例》一文中明确指出:是赵鞅的家臣"诅祝人"所为。然而,盟书出土5000余件,笔迹众多,仅是"诅祝人"怕难以完成这样艰巨的书写任务。本文从誓与盟、公盟与私盟、公臣与家臣三个角度分析,认为书写盟书的人员应包括但不限于"诅祝人"。

唐代书手世系简考及补遗——以出土书手墓志为中心

唐代书手大都以门荫出身,因此个人仕途发展深受籍贯、郡望和家族影响。书手墓志的发现对于书手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墓志备列其世系、郡望、官宦、归葬等各种信息,为重新考察书手的家族世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以记载家世生平以及行迹最完整的唐代书手王基墓志、袁公瑶墓志为研究对象,补充王氏、袁氏家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支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勘补《元和姓纂》的相关内容。

吐鲁番出土文书书手议

书手即古代墨迹类文书的直接书写者,他们凭借自身的书法技能抄写图书典籍、宗教经文及日用文书,服务于朝廷、寺院或者私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书手作为一种职业或执事的专称,唐前已有之,唯其身份、称谓不同①。唐代的书手分为官方书手和民间佣书两种,均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书法水平。

手绘图画书教学赋能初中学生表达情感

手绘图画书是图画书的原始形态,是创作者个体的艺术表达,是一种精神性的艺术创作活动。手绘图画书的私密性决定了学生愿意通过创作抒发情感。手绘图画书教学旨在创新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图画思维和图式语言提升创意实践素养,提高自身的情感表达能力。

古代的書手及其職能——兼論書手作品的藝術性問題

書手,唐初始設,是一種職業而不是官職,擔任書手的人都是能書者。後來唐代實施恩蔭制度,徵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中唐以後,逐漸采用“計直酬傭”方式取代書手。從宋開始,書手逐漸基層化。元代泛指鄉吏。明清時,各種文案人員甚至以文字抄寫爲職業的人都可謂之書手。書手社會地位很低,受各種制度的約束,常被别人瞧不起,自己也厭書。書手的作品規矩、規範有餘,創造性、個性不足,不宜稱爲書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