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国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

历史上的私家藏书活动并非孤立、单一现象,既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又影响着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文章通过建立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数据库,在文化史、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SPSS相关性分析,量化和可视化地揭示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总体上不平衡的空间聚集型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分布模式、构成形态的基础性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活跃因素和关键因素;其中,历史时期文学家数量、进士数量、书坊数量、粮食总产量从大到小依次与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河流水系、高程地貌则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晚清“书院”“藏书楼”“图书馆”译介嬗变考论

文章通过考察“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爱如生·近代报刊库”中1840至1912年间的汉译相关文献,基于报刊视野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学意义上的“书院”“藏书楼”“图书馆”等专有名词的译介嬗变过程。文章认为晚清图书馆学翻译分为三个阶段:以“书院”为题名的归化译介输入阶段,以“藏书楼”为题名的启蒙译介展示阶段,以“图书馆”为题名的主动正名译介研究阶段。文章最后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晚清图书馆学翻译的特点与演变轨迹,揭示了翻译对近代新图书馆学的兴起和传统图书馆转型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藏书楼的称谓消失了吗

藏书楼作为我国古代供藏书与阅览的机构,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图书馆的出现,一般认为藏书楼的称谓就此被取代,藏书楼及其文化逐渐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民国时期藏书楼称谓仍然存在于时人的日记、文章及著作中,即使其功能已经发生变化,加之私人藏书楼的保存与开放,其称谓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新式建筑中仍然沿用藏书楼称谓,新式图书馆中也依然建有藏书楼,其文化是一直得到延续的。藏书楼的称谓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也代表了时代的变迁及自身的发展。

浙江私家藏书楼匾额刍论

藏书楼匾额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物及艺术价值,充分体现出藏书家的雅尚志趣、藏书特色及藏书楼环境风貌,是我国灿烂藏书文化和悠久藏书历史的重要见证。通过对古代浙江43位藏书家64幅匾额的分析,宋代藏书楼匾额已普遍存在,多为名家题写,亦有皇帝御书。藏书家字号、印章与藏书楼的名称、匾额均有相关性。

曲阜孔庙——古代官办私家藏书楼奎文阁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之所以一直延续至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悠久的藏书文化。其中,存藏典籍的藏书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护与传承作用。奎文阁藏书楼是曲阜孔庙主体建筑群中的一座,其为历代帝王赐书、墨迹收藏之所,也是传播与延续儒家思想的物质承担者,是中国目前为止,为数不多且仍矗立于世的古代私家藏书楼。本文通过对奎文阁藏书楼的命名由来、书楼形制、藏书的保护措施、管理机构、收藏特色和保存现状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述曲阜孔庙藏书楼奎文阁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私家藏书楼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私家藏书楼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国私家藏书丰富的文化意蕴。传统研究多注重对藏书楼个案的研究或史实考述,缺乏从宏观上对私家藏书楼分布特征的整体研究。文章通过提取史料中私家藏书楼的时空数据,建立地理时空数据库,以文化地理学为研究视角,运用GIS可视化和空间分析法,展现私家藏书楼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历史空间演变规律,并探讨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私家藏书楼的时空分布总体上呈现聚集型,在空间上构成以“江苏-浙江-上海”为高密度核心区的环东南滨海弧形分布格局;在时序上经历了“基础-兴盛-低迷-繁荣-鼎盛-收缩”的历史轨迹,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表现特征。私家藏书楼的时空演变过程体现了私家藏书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文化扩散现象,其分布特征与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紧密相关。

从《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看皖省藏书楼进步性

二十世纪初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旧式的藏书楼开始向新式的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藏书楼孕育出近代图书馆,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认为皖省藏书楼是中国第一个公共藏书楼。文章以皖省藏书楼成立之初颁布的《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为据,从办馆宗旨、藏书建设、经费及人员等方面来验证皖省藏书楼的公有性质,并得出皖省藏书楼是我国较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公共藏书楼之结论。

藏书开放思想与实践——古越藏书楼与常熟藏书楼简论

徐树兰集议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开放式藏书楼的创办除受当时维新思想的影响外,还受藏书开放思想的影响。藏书致用开放思想是中华藏书文化的宝贵财富,应继承并发扬光大。

开展“活”的“藏书楼”研究--对藏书史和图书馆史中若干概念与方法的审思

中国藏书史研究已有百年的积淀,既取得了大量成就,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对一些概念和方法进行重审。文章首先揭示“藏书楼”与“图书馆”术语在近现代被双向建构的过程,理清了前者的指涉和层次。其次,反思藏书史、图书馆史既有研究的局限所在,提出应结合“公私”“政教”等传统政治史、文化史中的核心议题以及数字人文的方法,拓展研究视域和呈现方式。最终落脚于让书籍和藏书楼研究“鲜活”起来,借此认识中国文明传承的政治、文化底色及其价值和局限所在。

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论《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的社会文化价值

《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是一部集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于一体的专著,也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佳作。该书梳理了24个藏书家(家族)的藏书活动,通过缕述藏书家与天津的渊源揭示“天津藏书家”的内涵,以藏书楼的古今对比反映天津建筑文化的变迁,又通过藏书事迹表现了藏书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化私为公的理念,以藏书家在经济、教育、慈善等领域的活动展现了近现代天津开风气之先的一面,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有助于促进藏书文化与天津城市文化的传播。

文人的“理想国”——评余三定《南湖藏书楼纪事》兼论藏书的哲学

余三定先生的南湖藏书楼是对传统藏书楼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只是文人的精神寄托,亦是文人的理想国;其《南湖藏书楼纪事》一书蕴含的藏书思想,对当下时代精神的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藏书建设述略

京师大学堂经历了戊戌大学堂和壬寅大学堂两个阶段,其早期的藏书楼和后来的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都投入巨大。戊戌大学堂藏书楼虽然只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中文藏书应已超过5万册,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西文藏书,可惜在庚子事变中几乎尽遭损毁。壬寅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建设基本上从头开始,但很快就超过了戊戌大学堂曾达到的藏书数量。1904年1月,藏书楼改称图书馆,继续多方采买图书。多年坚持不懈的藏书建设,使京师大学堂以其雄厚的文献典藏而无愧于全国最高学府的称号。

中国藏书楼数智化转型

中国藏书楼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演化的过程,处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迎来了挑战。本文深入分析其历史演变、现代化需求、采用的技术手段,并强调符合共享合作、全球互联趋势的重要性。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藏书楼需要适应文化传承和知识共享方式的变革。面对信息爆炸、数字资源丰富和读者需求多样化等挑战,中国藏书楼已采用现代化手段如数字化馆藏、自动化检索系统、电子资源管理等,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未来,中国藏书楼将继续推动数字化馆藏、创新服务、培训人员、加强国际合作、参与文化教育项目等,为知识共享、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做出积极贡献,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宁波海曙“天一阁” 墨香浓郁藏书楼

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有一个建筑群,占地3.4万平方米。西大门平面三开间,硬山式屋顶,五层马头墙,粉墙黛瓦,俨然一座江南园林。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粤狮风格,古朴典雅。门外的砖墙上嵌着一块石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

中国著名私家藏书楼考略

本文简述了藏书楼阁建筑的特点，对中国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建立、命名、藏书及其变迁进行了考证。从文化学、 文献学、心理学意义上对私家藏书楼进行考证，既可反映某一时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也可为研究中国图书 馆史、著名藏书家和学者提供资料依据。

“南州书楼” 聚散史述略

文章较系统地阐述“南州书楼”主人徐信符先生及书楼的建成 ,藏书的发展、特色。从该书楼的聚散 ,应验了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的名言 :“私人藏书 ,不出三代……。”

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介绍了清朝浙江藏书家徐树兰的生平和其以私人之力创办的公共阅书楼 。

古越藏书楼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本文对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创建、特征、意义等方面作了分析叙述，认为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中国古代御赐书专藏研究:赐书楼考

通过对赐书楼这类特殊的藏书室进行历史考察,考梳其历史渊源、地点位置、形制结构、藏贮书类等方面,统述此类书室作为地方文化现象的功能演变及历史特殊性,以填补古代私家藏书室研究之空白。文章主要采用"E考据"的研究方法,对古籍数据库进行挖掘整理,兼采现代书刊数据库,以考证梳理"赐书"名室者诸方面为旨归。此类书室最早出现于北宋,广泛出现于明清,分布于里第园林、寺观祠宇、学校书院、官府公宇中;所藏以御制书和钦定书为主,兼藏宸翰奎画、御赐珍宝及室主个人藏书。赐书之举多含褒奖和勉励之意,具有宣恩和理化的双重功能。室主出于因物示敬、自炫美名和训导子孙等原因而特以"赐书"名室。清代大量藏书家受赐,使得赐书室功能逐渐演化为纪念和收藏并重,甚而衍生出学术研究的功能,推动了古代校刻勘雠事业的发展。赐书室名亦由原本标志具体房屋的符号演化为代表室主身份的别号,室主以室名命名诗草文集或刻印钤盖于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