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时期,史官所遵循的原则、修史的指导思想皆是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书法不隐"是春秋史官所秉持的并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基本原则。"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书法不隐”无隐吗——董狐史案质疑

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之记,孔子赞为"书法不隐",采入《春秋》,百代以为实录典范。但据《左传》《国语》《史记》等,董狐恰恰歪曲和隐讳了事实真相。孔子之赞,非关实录,意在"正名"。从董狐到《春秋》以及后世的发扬,构成了以史"正名"、忠君尊王的正统史学传统,它为君主专制延续两千数百年,提供了话语暴力、"历史"依据和法统支撑。真不隐者,不是董狐、《春秋》也,而是以事实向董狐、《春秋》说"不"的史著和史家。

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

世以董狐、南史并称，同为史家直笔的典范。但其实质，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却是完全不同的笔法．据实直书是以真实记事为先务，因事实而寓褒贬，善恶自见。而书法不隐是史家记事不隐其道义，为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而不计史事本身的真实．违背了“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基本准则，实为任情褒贬之滥觞。后世误将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混为一谈：视董狐“书法不隐”亦为直书典范、良史笔法；这是误解了孔子所谓“古之良史，书法不隐”的评价。准确地说，值得赞赏的是董狐惩恶不避权贵的良史品质，而非董狐“书法不隐”的笔法。

中国史学传统视域下的《易林》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史学发展两千余年,并非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述,无思想可言。中国史学中的优秀传统,如孔子之“春秋笔法”、董狐之“书法不隐”、史迁之“通变”思想,等等,便是传承不绝的中国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也被西汉易学大师焦延寿所继承、沿用,并在其象数易学著作《易林》林辞中,有着显明、详实的体现。《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既充分展示了《易林》史学价值,让世人认识到其不仅仅是一部象数易学著作,更是蕴含丰富史料、有助于考索史实的经典文献。同时,《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也对那些认为中国史学无思想可言的外国学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而这也正是《易林》史学思想价值之所在。

“实录说”源流考

“实录说”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学术界对包括史传文学在内的史书著述提出的理论要求。殷商卜人在甲骨上如实刻写商王误占,显示出秉笔直书的思想倾向,这是“实录说”的最初源头。春秋人士提出“君举必书”、“顺”“逆”俱载,其中包含有史官“实录”之意。春秋末年孔子提出“书法不隐”的“良史”理论,标志着“实录说”初具理论雏形。汉代今古文经学家在史书著述问题上持不同观点:今文经学《春秋公羊传》提出“避讳说”,对“实录说”构成理论挑战;古文学者扬雄坚持《左传》“书法不隐”立场,以“实录”评价《史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在吸取扬雄观点基础上,充分肯定《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最终完成了“实录说”的理论创造。

“春秋笔法”是曲笔吗?

直笔,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文心雕龙》云:“直肇南董。”可知,在很早的南史、董狐所处时代,直笔就已经形成了。比南董稍迟的孔子,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的编写者;但人们往在认为,孔子是曲笔的鼻祖。“春秋笔法”是曲笔。其实,这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我认为:孔子是主张直笔的,“春秋笔法”是直笔。兹试阐述如下,以就教于史学界各位同志。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略论孔子治史的原因与条件

孔子既非史官,也无家学影响,却有志于史学研究,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不能不令人敬佩之余而产生探其缘由的兴趣。对于孔子治史的原因与条件,古今学者多有论及,但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为推动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敢竭愚钝,发表拙见,求教于方家。

《史记·儒林列传》三论

《史记·儒林列传》一文从史学家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梳理了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学兴衰发展的历程,清晰地展现了儒学发展到汉代的学术质变。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书法不隐、寓论于史的记述,表现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及其作为一名史学家求是存真的态度。

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特点及对其成因的简析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

杜甫诗史精神

本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杜甫诗史精神的全幅意义,填补了杜诗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作者运用“新儒学”理论,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广泛联系唐代史实,完整、系统地阐明了杜甫诗史精神的五大特征:1、诗人国身通一精神;2、良史精神;3、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4、民本精神;5、平等精神。作者认为,杜甫诗史精神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

孔子的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是指人们对史学本身的反思、总结和评论。它是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体现,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对史学的反思和批评渊源甚早。先秦时期即已有之,例如孔子,便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先驱者。他在删订“六经”,特别是整理《尚书》和《春秋》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以往的史学作了反思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形成为我国最早的史学批评观点。它虽无一定系统,却也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至为深远。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

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

研究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起源及沿革,其目的是为了在认识昨天的同时启迪今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上古的历史,包括传说中的远古史,也尽可以加以窥测和探讨。因为它其实是历史真情的折光,因为它其实是后代人通过传说反映了他们对秘书工作的理解和发明。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秉笔直书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又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它经历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一历程中附加了史家的主体思想,承载了史家的主体意识。

《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叙》补遗

《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叙》补遗吴怀祺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纪事本末》，以宋大字本为底本，以宋小字本参校，凡两本皆误，又据《通鉴》校改。（见该书《前言》）这个点校本校勘精良，足资研读。但书中的杨万里《叙》仍有脱落。杨万里为袁枢（机仲）《通鉴纪事本末》作...

“良史”董狐值得效法吗?

春秋晋国太史董狐历来备受称颂,文天祥《正气歌》就将“在晋董狐笔”列为突出表现浩然正气的史家典范。《左传·宣公二年》载:

书法管窥

书法是大家普遍熟知的一个词,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在全社会享有比较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强大群众基础。书法一词由来已久,最初“书法”的含义和我们现在认识的“书法”并没有什么关系。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以及人物的褒贬,各有原则和体例,谓之“书法”,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也就是说书法最初的含义是用来记录和叙事的写作方法。一直到了汉代,书法才真正意义上和书写艺术产生精神上的共通。